李 翔

　　李 翔

　　随着对“理性经济人”假设质疑的逐步推进，行为学和心理学的手段被引入社会经济领域，人们逐渐发现，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实经常有“非理性”的一面。于是，研究人们经济生活中种种行为，以对传统经济理论加以修正的行为经济学大行其道，近年来似乎大有“修成正果”之势。比如有研究怪诞行为的，有研究因非理性而造成误判的，也有追溯非理性行为起源的，等等。

　　现在，应该有了个更好的事例可以研究了，这就是上周发生在我国部分地区的“抢盐”风潮。

　　随着日本福岛核电站反应堆泄漏事故的不断扩展，大家对核辐射的危险越来越警惕。坊间传闻，碘片吃了可以防止核辐射的影响，于是进一步被一些人解读为碘盐也有类似功效，更有“聪明人”举一反三地发掘出了什么酱油、腌菜，乃至榨菜等碘盐的“衍生产品”，让人不得不惊叹国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常识的失语以及所谓“民间”“智慧”的惊人的“想象力”。尽管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强力干预下，这波闹剧没能如同当年“非典”流行时抢购板蓝根那样持续了相当时间，而是迅速以掀起新一波“退盐潮”而收场。但是对于突发事件背景下的群体非理性行为，却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络普及和应用使得现在获取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但是，放大的信息网络非但没有起到有效遏制谣言的积极作用，反而起了推波助澜的负面效果。在新的技术条件下，人类内心的恐慌和非理性似乎有了更好的宣泄工具。

　　从历史经验来看，金融市场往往是展现人性最为彻底的地方。不管是投资人的贪婪还是恐惧，都可以在不同阶段全球金融市场发展史上找到合适的注脚。远的，有郁金香狂潮，南海泡沫，近的，有三年前的次贷危机。这次日本地震之后，日经225指数不就在两个交易日内累计疯狂下挫超过17％呈现大崩盘的特征么？这也正反映了金融投资者情绪的高敏感性和过度反应性。不过，在随后三个交易日又展开了急剧的反弹，这又表明金融市场在群体性狂热之中仍存在着源自市场的自发的矫正行为。不同观点的投资者用自己的资本来修正错误的资产价格。

　　在美国次贷危机的高峰期时，大多数投行都在告急，损失惨重，高盛却因为做空美国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资产反而意外地大赚了一笔，由此进一步确立在美国投资银行领域“龙头老大”的地位。根据金融学对金融市场群体性行为的理解，大多数的投资人还都是理性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投资者，由于种种原因，成了非理性的所谓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理性的投资者之所以会愿意在实际交易的行为中去模仿噪音交易者的交易行为，是因为他们根据自身所受到的“套利限制”（limits of arbitrage）所做出的理性选择。简言之，正是大多数理性投资者，囿于制度因素模仿了少量噪音交易者，在资本市场上便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的资产泡沫。

　　世人也很容易观察到资本市场上层出不穷的羊群效应。为了防止过度动荡的资本市场对社会总福利构成损害，减少噪音交易者对金融体系效率的杀伤，相关的监管机构可以基于上述的原理做出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完善信息披露，增强市场信息效率的透明度的长效机制，还是短期过度交易的熔断机制设计或者其他的行政限制措施，均可以有效地控制资产泡沫对经济运行的损伤。从源头上预防疏导，结果是减轻伤害。

　　但是用行为金融学解释金融市场噪音交易的理论，却无法解释这次的“抢盐”风潮。因为从根本上，抢购碘盐的主体们，已无法用理性去解读。这种突发性的群体非理性事件，会对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构成极大的威胁。更多的信息，更及时的沟通，都无法平抑这种非理性的躁动。这对社会的杀伤力会非常巨大。在这种时候，便捷的通讯方式，反而成了以讹传讹的工具，当事件主体选择用非理性的处理方式对待所获得的信息时，更多的沟通反而意味着更大的混乱。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上屡见不鲜，因此，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起步的不长历史中，却能找到很多由于投资主体主观因素造成的恶性事件。既然我们无法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投资人的心理，当然也无法按照西方的理论对症下药地做出相应的对策安排。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功夫下在平时，所谓“润物细无声”，通过日常教育，逐步提升大众的辨别力，或许才有可能使得国人最终也会变得在突发性事件面前能有相当的“淡定”功力，吃惊之余，还能保持一份理性。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