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记者 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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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3-21

　　生存，才能有精神追求。尤伦斯撤退，或为这一原理增加注脚。

　　作为在中国烧钱最多的境外美术馆，尤伦斯艺术中心（UCCA）逐渐支撑不住了，没有外力的支撑，仅靠自身硬撑下去的局面只能是艺术界的“乌托邦”。

　　这里的外力不仅仅指的是资金，更重要的是对合法、合理获得资金的支持力量。艺术基金会制度的长期缺失，致使尤伦斯不得不中断在中国的艺术之旅。与此同时，国内大量的艺术机构都面临着同样痛苦的问题。

　　艺术有需要

　　中国本土艺术市场从2003年下半年爆发，到这两年民间美术馆博物馆的大量涌现，是艺术基金方兴未艾的结果。

　　但是在成熟市场，更多的是依靠艺术基金会的力量，艺术基金会与艺术基金，一字之差，内涵却大相径庭。

　　基金是以投资获取利益为目的的产品，而基金会则是非营利性的组织，宗旨是通过无偿资助，促进公益性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出现的艺术基金，便是以投资艺术品获得盈利为目的。民生银行针对其高端客户推出的艺术品投资理财产品就是一种艺术基金，纯粹是为了客户获取投资收益。

　　艺术基金固然能助推短期繁荣，但投机成分同时对艺术市场造成破坏性影响。艺术批评家朱其认为艺术市场的“资本炒作”及缺乏学术体系的支撑，是尤伦斯决定离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国外，基金会为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帮助。在美国有十万余家基金会，其中有1/4是艺术基金会，每一个艺术家在需要资金帮助时，都会去寻找自己对口的艺术基金会来资助。

　　如福特基金会，自创建以来，一直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它已经提供了110 亿美元资助和贷款，世界范围内已有9000 多家机构和组织得到过资助。

　　对于艺术市场和美术馆、画廊等来说，艺术基金会通过公募免税，对其提供赞助，而艺术市场由于基金会的机构收藏，可以使市场海量扩容；艺术机构出售藏品则可直接在基金会之间转手，而不必通过拍卖会。这样，就不会对市场价格或作品流通数量造成冲击。

　　目前中国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类艺术基金会。

　　统计显示，以促进艺术发展为宗旨和范围的艺术基金会仅有9家，分别是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北京市黄胄美术基金会、潘天寿基金会(浙江)、北京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北京市中华世纪坛艺术基金会、北京民生文化艺术基金会、上海民生艺术基金会和广东省林若熹艺术基金会。

　　但他们却面临着诸多困境。

　　面临三大难

　　出现艺术基金会数量少的局面，并非中国艺术圈不懂得基金会的好处，最主要是源于基金会制度的缺失，朱其认为尤伦斯撤离的根本原因正是艺术品基金会制度的缺失。

　　制度缺失使得中国的基金会面临三大难题。

　　第一是申办难题。

　　我国在1981年就出现了第一家基金会，但是直到2004年前的基金会都具有极强的“政府背景”，意味着期间成立的基金会要么是政府直接创办的，要么是在政府同意下才得以成立的。

　　比如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筹备了1年多、得到了业务主管部门统战部和挂靠单位民盟中央的支持之后，仍然无法完成注册，最终通过吴作人先生的影响力，由新华社内参反映吴作人基金会的困难，才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获得批准；

　　李可染基金会也是通过国家领导的特批才予以成立，其在办理的过程中恰遇中央整顿社团冻结审批，后来经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罗干、李铁映、李贵鲜特批，方得以成立。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中国非公募基金问世，但申办仍很困难。

　　根据目前规定，民间组织须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管理，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一个主管部门，则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资格。

　　以往设立基金会，设立主体主要是政府的部门，自然有主管单位。《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允许个人或企业发起设立基金会，可以个人或企业的名称命名，找主管单位就成了最大问题，因为很多单位不愿意“多事”。

　　李连杰壹基金不明不白的身份问题就是一个佐证，尤伦斯目前碰到的难题与此类似，“政府的态度很友好，我们关系不错，从未受到审查制度的阻碍。但问题在于他们有自己的机构体系，我们得有中国合作伙伴的帮助才能跟这些体系打好交道。”尤伦斯曾这样表示。

　　第二是募捐难题。

　　目前社会尚未形成普遍的赞助艺术的风气，有官方背景的艺术基金会还能得到资金支持，而名人类非公募则普遍艰难，据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对5家名人类艺术基金会调查发现，募捐渠道几乎全部来自名人自己及亲属。

　　国外的艺术基金会则靠政府或企业支持，特别是大的企业都非常重视文化事业的投入。

　　第三是运作难题。

　　由机构成立的基金会，虽然减少了筹资压力，但在开展业务时势必会受到一定影响，独立性较弱。而对于名人基金会来说，会存在家族色彩过重的问题，会妨碍专业人才的进入。

　　立法路漫漫

　　成立艺术基金会既然有诸多的好处，缘何迟迟不确定基金会制度，少让基金会继续承担难题？

　　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杨红良认为，我国法制化建设落后，基金会赖以成长的制度环境尚不成熟。

　　制度建设之所以滞后，是因为长期以来受政治因素影响，有关方面对基金会的性质和地位认识不清楚，导致其在社会活动中一直处于被抑制的状态。

　　朱其表达则更直白：“中国不要说不批准艺术基金会制度，就连私立的慈善基金会也未提上议事日程。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艺术仍属严格控制的意识形态之一，腐败和爆发阶层洗钱猖獗，光是这三条，艺术基金会制度十年之内很难立法。”

　　据3月16日《财经》报道，基金会新管理条例或将会在年内出台，但是此次出台，不但未放松，或将更严格。有学者认为，按照现有修法思路，国内大型基金会面临萎缩。

　　照此看来，艺术基金会的黎明仍然遥远，尤伦斯的退出实属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