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高 琴

　　严义明，因代理多起中小股东维权案，被誉为“中国股市维权第一人”。

　　翻阅他的维权日历，我们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名单：红光实业、银广夏、大庆联谊、科龙电器、石油龙昌、东方集团、长征电器、银河科技等等。

　　在“3·15”临近之际，《证券日报》记者近距离与证券界资深律师严义明有了一次交流，请他谈谈这么多年为小股东维权的感受和感动。

　　《证券日报》：1998年，您代表中小投资者将红光实业告上法庭，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起因虚假陈述引发的小股东状告上市公司案。当时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出来为中小股东说话？

　　严义明：刚开始，我在学习法律的时候，就想为建立公正的法律秩序能够做一点贡献，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后来，我发现中国的证券市场较为混乱，假帐满天飞，“无庄不股、价格操纵”的现象很多，同时假消息也很多，因此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就获得较大的收益，而中小股东在证券市场就损失惨重。我觉得很有必要去推动建立公正的证券交易法律秩序，因此我就走上了为中小股东说话的唯权之路。

　　《证券日报》：是什么信念支撑着您走了8年之久的维权之路？在这段历程中，最让您难以忘怀的一次经历是什么？

　　严义明：我一直坚信改革开发的总趋势是会越来越往合理公正的方向走下去，即使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在这段唯权的历程中，相对而言，让我最难忘的还是红光实业和银广厦两个案件，因为红光实业是个启蒙性的案件，而银广厦案件则是真正推开了证券市场的维权大门。

　　《证券日报》：在诸多的中小股东维权案件中，最让您倍感欣慰并值得骄傲的又是哪个案件？

　　严义明：每个案件都倾注了我的心血，我认为不同的案件承担了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如红光实业这个案件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通过这个案件，广泛引起了证券市场的关注和讨论，大家一致提出“上市公司一旦出现虚假信息损害中小股东的情况时，中小股东的权益该如何受到保护？”。而银广厦案件时，社会已逐渐形成了共识——中小股东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银广厦案件是推开证券市场维权大门的案件。

　　大庆联谊案件是证券市场最早通过开庭审理、做出全面支持中小股东诉讼请求的案件，该案件也是最早通过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实现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案件，大庆联谊案件为此类起到了一个标杆的作用。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此之后开庭的诸如此类案件，因其法律效果相对偏弱。

　　后来，我对如何为中小股东维权做了一些新的探索，我当时认为如果能够提高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责任感，那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其他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会极大减少，所以我在做科龙案件的时候，将其定义为“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随后的两个案件——长征电器和银河科技，我将其定义为“主动地揭假”。这两个案件的最终结果是：上市公司高管主动承认错误并承诺今后改正公司在信息披露上的相关错误。

　　《证券日报》：就目前来看，中小股东维权欲走维权之路，除了寻求律师的帮助以外，还有其他途径吗？

　　严义明：按理说，途径应该不少，但是就目前来看，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目前由于最高法院对中小股东的维权规定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程序以及很复杂的损失计算方法，所以中小股东的维权就变得相当困难，因此寻求律师的专业帮助显得犹为重要。如果要实现中小股东能够很便利很通畅地为自己维权，我建议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废除相关司法解释。

　　《证券日报》：2009年您遭遇袭击，对于此事的发生，您有预感吗？这次事件过后，您逐渐淡出中小股东维权领域，进而转向纯公益性的“环境维权”和“政府信息维权”领域，这两者之间有关联吗？

　　严义明：有预感。在遭遇袭击之前，有人找过我，让我开个价并提出要求“不要做某上市公司的维权案件”，在被我拒绝之后，又有人来找我，并称“如果不听劝，就把你做了”，我仍然做了强应的回应“我就在办公室，我等着”。两三天只后，就发生了此事。

　　实际上，我从2005年底开始就已经不再受理新的证券市场唯权案件了，所以我遇袭与逐渐淡出没有关联。主要是后来证券市场的维权有很多律师跟进在做，如果我不再参与，也不会影响中小股东维权的进程。反过来说，政府信息公开就显得犹为重要，主要是因为政府拆迁以及环境问题，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日益增多，那么这当中有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也有基层政府的工作作风问题，甚至是基层政府个别官员的腐败问题，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政府信息公开，让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保证，因此，我进而转向纯公益性的“环境维权”和“政府信息维权”领域。其实客观上来讲，这样领域的维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证券日报》：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请为中小股东们说一句您最想说的话。

　　严义明：希望中小股东能够在选股的时候擦亮眼睛，选好个股，能够真正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和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所带来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