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士敏

　　打擦边球的“上海业务部”

　　上交所第一批会员有25家，上海本市的会员均以公司名称做业务，而外地公司则只能以××公司上海业务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经营同样的业务，为什么只能用业务部的牌子？原来，根据当时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异地金融机构不能在沪设立营业网点。而上海本市的证券公司只有申银、万国、海通、财政4家，加上有证券经营业务的中行、建行、农行、上投、爱建5家信托公司，再算上有一定规模的6家信用合作社，一共15家券商，显得比较单薄和冷清，于是，在当时人行领导的协调下，采用了变通的办法——外地公司以“上海业务部”的名义经营证券业务。也就是已申请会员资格的10家异地证券经营机构，如浙江证券公司、江西证券公司、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经济技术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上海业务部”的名义开展业务。

　　1990年11月26日，在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华南宾馆举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次会员大会，根据章程，上交所实行会员制。会上全体会员推举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原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为理事长，原申银证券公司总经理阚治东为副理事长，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为监事长，原上海市财政局副局长程静萍为副理事长。记得当时各家“上海业务部”都集中在上交所的所在地——浦江饭店办公，后来陆续迁到各处开设了证券营业部。

　　1990年7月初，我受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委派，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工作。此后历任清算部经理、电脑工程部经理、信息中心主任、结算部经理、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七年后我离开上证所，去深圳筹建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当时，对于什么是股票，什么是交易所，仅从书本和曾在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做过经纪人的“老银行”那儿略知一二。但经过我们五个多月的日夜奋战，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在12月19日开业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有几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网上配股清算出故障

　　为了方便投资者，提高效率，经同沈阳金杯汽车公司和主承销商申银证券商议决定，自1993年2月1日起，充分利用交易市场覆盖全国的营业网点和交易清算系统，组织实施了“沈阳金杯”股票利用交易清算系统进行配股认购缴款工作。对于投资者而言，操作方法视同柜台委托买入股票，券商柜台受理后向场内申报卖出“认购权证”(实质是买入股票)。闭市后，配股缴款自动纳入清算系统同其他证券交易的清算资金同步划拨，最后集中划收到承销商的买方席位，待在确定的缴款期后主动增加相应股份，完成整个配股认购缴款工作。但没想到，具体操作时，在第一天晚上进行资金清算时就出现了一个大难题。因为根据净额交收的原则，买入证券，价款总是应付的，证券总是应收的；卖出证券，价款总是应收的，证券总是应付的。然而，配股缴款业务恰恰相反，卖出“认购权证”却要付款。机房的值班员找我，问怎么办？说实在的，当时很难去找谁商讨这一新问题，时间上也不允许。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在办公室独自冥思苦想时，突然急中生智，数学上不是有个“负负得正”的原理吗？若将配股缴款的“70××××”代码的“认购权证”账户的资金清算，买卖双方价款均为负数，这样一来，不就解决了清算交割表上资金流向相反的矛盾吗？

　　文化广场成股票大卖场

　　证券营业网点的扩容还是赶不上市场飞速发展的需求。到1993年，面临1992年发行的新股即将上市的洪峰，交易通道又成了一个尖锐的矛盾。面对一批批新入市的股票投资者的交易需求，情急之下，上交所决定将处于闲置状态的文化广场开设成股票大卖场，也就是让券商营业部都到文化广场去设摊。因为当时新股持有者没地方抛股票(由于那里没有银行网点，无法进行资金交割，所以前期曾规定只能卖不能买)，所以，文化广场一下子成了散户的天下，大家排队抛股票。而设在宾馆内的营业部则是大户的天下。这里买，那里抛，场面甚为壮观。

　　为方便散户们了解行情，上交所还请805所专门设计了一种收音机，在一个专用频道中连续不断地播报交易行情。当决定在文化广场设立“超市”网点的时候，最大的难题就是通信问题。因为买卖基本上采用柜台委托、电话申报方式，因此电话线就成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当时的上海，电话还是个紧缺资源。于是，这一任务又落在我这个电脑工程部经理身上。在市话局和数据通信公司的支持下，我们查到文化广场舞台上有七对线，按常规只能安装七门电话，显然是杯水车薪。但最后我们采用了载波技术解决了这一难题，即一对线拖载八门电话。经过整整一天的努力，共安装了56门电话，满足了营业的需求。

　　席位号“抓阄”确定

　　在上交所交易大厅中，各会员单位都有自己的交易席位，并派出驻场交易员(又称出市代表或“红马甲”)，根据各券商的电话报单进行电脑申报。根据惯例，交易席位均要有各自的编号(席位号)，在交易大厅交易员穿上印有本公司席位号的背心工作服——红马甲，所以，交易员又称“红马甲”。

　　1990年11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次会员大会上，25家会员都想争取01号，并各自提出编号方案：万国证券公司迫不及待，首先主张以简体汉字笔画数为序；申银证券公司不同意，要求以英文字母为序；海通证券公司则提出以繁体汉字笔画数为序……由于争执不下，就有人建议干脆“抓阄”碰运气。上证所第一届理事、原浙江证券公司总经理李训不赞成，认为这个方法太俗了，还是以现代汉字笔画数为好。协商不成，又因大部分意见倾向于抓阄，于是最终确定采用简单而又公平的办法——以“抓阄”方式确定席位编号。

　　由于李训不愿意抓阄，就说你们先抓，剩下最后一个就是我的。结果，万国证券管金生抓到16号，申银证券阚治东抓到14号，海通证券汤仁荣抓到07号。轮到浙江证券时就剩最后一个，李训打开一看：01号。就这样，浙江证券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李训当时乐开了怀，其他公司代表则唉声叹气，只怨手气太差。

　　电脑撮合系统首次更新

　　1992年证券市场发展迅速，下半年，上交所的会员从最初的25个增至150个，交易席位增加到800多个，上市品种从31个增加到100多个，投资者从5万增至200多万，日均交易量从几千笔增至4万多笔，成交额超过亿元，原来以微机作为服务器的电脑撮合交易系统显然远远不能适应业务发展的需求。当时我任电脑工程部经理，经常看到交易员申报后要经几十分钟、最长一个小时才有成交结果，有的交易员沉不住气就拍桌子、跺地板以示不满。因此，系统更新已成当务之急。

　　交易所内部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可在微机的基础上更新换代，这样变动小，收效快；一种认为必须将主服务器升至小型机，否则还将面临系统的重新整合。我倾向于后一种，于是就设法说服尉文渊，理由一是微机确实能干小型机、甚至中型机的工作，但是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工作方式与证券市场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小型机有许多微机无法实现的功能。

　　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我们组织了世界上近10家电脑商申报系统方案，从中选了IBMAS-400和HP9000-827S两种机型。为慎重起见，又邀请上海市内11名专家、学者对这两家的方案进行评审，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选定了HP公司HP9000-827S(双机热备份)为主服务器的新系统。

　　1992年12月21日，上交所正式启用HP9000-827S小型机作为主服务器，操作系统选用了UNIX，数据库语言选用了UNIFY，数据通信方式从原来的2.4K模拟通信更新为19.2K的DDN高速通信网。这标志着上证所IT应用上了一个新台阶。

　　老八股只有两只“达标”

　　如今的股评家、证券分析师或证券营业部客户经理，说起股票及代码来如数家珍，滚瓜烂熟。但是你要问他股票代码的由来及编码规则，说得上来的恐怕很少。记得开业前上市品种确定后，要挂牌就得有代码，这样便于申报。当时尉文渊总经理就对我说：“老徐，你是做清算的，就你去编吧。”我二话没说就去干了。我想编码要有规则，当时就设计了几个方案，如第一位为证券品种的拼音或英文字母，后两位用数字顺序号。后来考虑交易竞价采用终端输入电脑撮合的方式，如又是数字，又是字母，会给交易带来诸多不便，就干脆全用数字，设计思想是第一位数字按信用等级或风险程度排列，后两位为顺序号。如三位数字头位是0和1的，为国债代码，如090为1990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库券，191为1990年发行的五年期国库券；2××为金融债券或企业债券；5××为投资基金；6××为A股股票。9××为B股股票。但为什么从601的“延中实业”、602的“真空电子”，一下子跳到651“飞乐音响”、652“爱使股份”、653“申华控股”、654“飞乐股份”、655“豫园商城”、656“浙江凤凰”了呢？因为根据当时的股票发行管理办法，前两只股票基本符合上市条件，后六个暂时还不够格，若仅两只股票显得太单调，而全部上市交易又有点勉强。于是还是变通一下：前两个为一类股票，后六个为二类股票，积极创造条件达标。

　　后来交易品种多了，又增加了3××为国债期货，7××为权证。随着市场迅速扩容，三位数显然不够了，于是一下子扩充到六位数，但基本规则至今未变。编排规则如下：0×××××为国债，第四位数为本年上市期数，五、六位数为发行年份；11××××为金融债券，12××××为企业债券；2×××××为债券回购，后三位为品种代号；31××××为国债期货，后三位为各种代号；5×××××为基金，后几位数为顺序号；58××××为各类权证交易，59××××为各类权证转让交易；60××××为人民币股票(A股)，后四位为顺序号；70××××为配股缴款，后四位为股票代号；71××××为转让缴款，后四位为股票代号；72××××为现金红利权，后四位为股票代号；73××××为场内发行承销及分销，后四位为公司代号；900×××为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后三位为顺序号。

　　给“黄埔军校”上课

　　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期间，我负责清算业务。一天，负责筹建领导工作的人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罗时林要求给首批进场的交易员进行业务培训，点名让我去上“清算交割”这堂课。这可一下子把我难住了。第一，我虽然长期在银行从事会计结算、电脑工作，但对证券业务还是门外汉；第二，1990年社会上有不少介绍证券交易的参考书，但有关证券结算方面的内容少得可怜。而我自己也不太明白，又无参考资料，现在要给交易员讲课，真让我为难。

　　为了应付这一堂课，我花了整整一星期的时间做准备。上课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上了讲台感觉是架在火堆上烤，好不容易应付了半天时间。然而，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以后每逢交易员培训，我就去讲“清算交割”和“电脑操作”两门课。此外还有“证券市场概况”、“场内交易”、“会员管理”、“上市公司业务”、“投资分析”等课程。学员越来越多，最多一次有500多人，内容愈讲愈多。有一次因为事先安排了课程，但临时有赴美参加“亚太机构投资者年会”的任务，无奈，一天之中，从早上8时45分讲到晚上9时。我记得一共讲了53期，近15000名交易员听过我的课。目前早期的交易员有不少成为券商的老总及业务骨干，现在的监管人员中也有很多人参加过当年的培训。最早是在黄埔路80号小红楼(原联合国难民救济所)，接着又在四平路天益宾馆，还去过水电路的海虹宾馆，最后集中在上海财经大学培训。所以，业内习惯把交易员培训称之为中国股市的“黄埔军校”。

　　开业前夜“主帅”患病

　　上交所开业前一天晚上，“主帅”尉文渊因长期超负荷操劳，突发腿病站不起来，这一下使上海人行领导及交易所员工焦急万分，因为明天尉总要上台敲响开业第一锣。开会时有人提议：“老徐，明天你代尉总去敲锣。”我急忙答道：“这可万万使不得，贪天之功我可不敢。”怎么办？大家都只能默默祈祷奇迹出现。然而，到了天明，尉总的病情反而严重了。眼看大家都失望了，我突然想起认识一位祖传针灸医师，就说能否让她来一试？结果分行领导同意了。当即我就用车接来这位医师，她一看说是“流火”(又称“丹毒”)，针灸后最多可以坚持两小时。大家急忙回答：两小时“足够了！”果然，奇迹出现了——一针下去，效果立竿见影，情绪激动、烦躁至极的尉文渊又站了起来，在旁的领导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从内心发出一阵欢呼，拥着尉文渊迅速“到位”。上午11时整，尉总按程序上台敲响了开业第一锣。但是，开业典礼一结束他就倒下了，一连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珍藏老八股

　　1991年下半年，上交所推行股票账户，实现股票发行、流通无纸化。随着证券无纸化的推进，原来用作交割的股票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当时几乎所有的股票持有者均把原先保存的股票存入交易所存管。虽然只有8种股票，但每天有几麻袋的股票，以后逐渐多起来，就放到工商银行的仓库中保管，后来又集中存放在海通证券公司长宁路营业部的大仓库中，最后一共存有30多麻袋的股票，包括已印制好但因无纸化后不需要分发的新股票。

　　当时有人提议，说这些已经退出流通领域的老股票已无价值，应该销毁了。我看着这些由造币厂印制的精美的股票，实在不忍心。再说这些股票都是中国股市的缩影，销毁后再也看不到了。别人说多了，我就急了：“你们不要说了，只要我在交易所一天就要留下来。”后来我向所领导打了报告，要求请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派员支持做清理工作。六、七个人整整搞了八个月，整理出4523套(以数量最少的爱使股份为准)股票样册。请人专门定制了黑桃木的封面、封底，又撰写了序言，并请已重病缠身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奠基人、首届理事长、原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先生修改后签字，用烙铁烫成“股票收藏册”五个大字。记得在第三届理事会上曾人手一册，其他就很少赠送了，就连上交所的首批筹建人员也无缘。1997年6月，我调离上交所前，时任总经理杨祥海特批给了我一册，以表彰我的保存之功，至今我还珍藏着。

　　观摩台玻璃劳驾市长解决

　　走进位于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底层——上交所旧址的交易大厅，就会看到隔层贵宾室的数块大型弧形玻璃，这里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1990年6月，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访美国、新加坡和香港，正式宣布上海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同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一时间成为海内外轰动性新闻。尉文渊接手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工作时，距年底只剩半年时间，已经相当紧迫，但他还是立下军令状，保证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当时大家都替他捏把汗。

　　但尉文渊是个说干就干、想到就干到的汉子。他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交易员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建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分拆成简单明了的若干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同年12月初，为了落实上交所的筹建进度，朱镕基市长在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原浦江饭店凤凰厅——后装潢一新的交易大厅。在视察过程中，陪同人员向朱市长反映隔层贵宾室观摩台的平板玻璃不太理想，最好能用弧形玻璃。朱市长马上同意，并让人通知上海耀华玻璃公司马上定制，限时按质加工完毕。于是，在开业前几块闪闪发亮的弧形玻璃安装在贵宾室的观摩台上。后来参观上交所的中外贵宾均是通过这几大块弧形玻璃俯视到整个交易大厅的。

　　“股票账户”问世

　　如今股票账户卡已家喻户晓，全国一亿以上的人都有。但是，它的来历大家并不了解。

　　股票成交之后的过户，现在说起来是很简单的事，但在上交所成立初期却是一件大事。当时的股票只有8种，各类债券20多种，实行实物交割，十分繁琐。每个营业日的下午2时，上交所所在的浦江饭店底层的清算部人头攒动，有的提着皮箱，有的背着背包，还有带着拉杆箱来的。他们带来需要支付的证券，拿回交收的证券。当时所有的手续均由我一手办理，这样忙忙碌碌总共有几个月。大家感到这不是个法子，如果以后交易品种多了，投资者多了，成交量大了，那该怎么办？

　　正好我们出差去深圳联系业务，了解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正在酝酿股票无纸化的问题，我一下子受到很大启发。当时我已在电脑工程部当经理，于是就向尉文渊提议，试行记账式的股票存管方式，即投资者在交易所开个户，存入各类股票和债券，然后根据成交记录来增减其存量，不再进行实物交割，并在撮合前确认一下库存，可有效杜绝卖空现象。尉文渊一口答应：“老徐，你去办吧，越快越好”。

　　两天后，我把股票无纸化的方案拿出来，并附上股票账户卡的样张。尉文渊看后，立即表态，同意试行，并定名为“股票账户”，计划在1991年7月全面推行。于是，1991年7月1日闭市后，交易所所在地上海浦江饭店门口排起了长队，交易所员工从上到下全体出动，加班加点直接面对投资者开设股票账户，一直持续了半年多。暑假期间，我们还动员职工家属也来帮忙输入投资者的数据，协助开户工作。

　　1992年，由于发现纸质的股票账户有伪造的案例，同时为了解决客户的资金交割问题，就与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联网出台了一张680磁卡账户。“680”是个代号，代表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虚拟储蓄所。为了解决几百万的纸卡换磁卡或新开账户，我们又在文化广场开设夜市，后又搬迁到青浦路50号上海证券报社底层大厅继续打卡、换卡，一直持续到1993年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成立。

　　回想当时情景，往事历历在目，令人感慨万分。事后一些看来理所当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当时真可谓寸步难行、束手无策，真正是“摸着石子过河”。反之，现在任何一个新的规则和办法出台，需要经过多少机构、多少部门、多少人员的调查研究？真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中国的证券市场发展到今天，已经日趋规范，逐渐成熟。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程充分说明：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经济的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