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闫立良

　　如果没有股改，市场将会怎样？这是一个不可逆命题，但在股改启动后的5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看到：股改成功了，创新开始了；公司透明了，业绩攀升了，治理完善了；机构壮大了，扭亏为盈了；股民增加了，投资理性了。这就是股改的功绩。这一切都表明中国资本市场脱胎换骨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换句话说，股改解决了中国股市最大的制度性缺陷。

　　试点先行中确立股改路径

　　提起股改，最有名的一句话当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此话说来轻松，做起来却着实艰难。

　　2002年，尚福林接任证监会主席一职。其时，股市正处于漫漫熊市，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几乎所有指责的矛头都对准了证监会。

　　上任后，尚福林在不疾不缓地推进着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同时，更多的时间是在思考妨碍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症结根本，并赴沪深两市调研，找寻改革的路径与方法。从锁定目标到出手救治，尚福林花了两年的时间，期间，他一直低调潜行不事张扬，为此，甚至被市场指责成“无为而治”。

　　股改启动前，尚福林放手让业界充分讨论，充分集中民间智慧，让各种观点充分交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顺利完成了改革的理论准备。

　　2004年春节刚过，“国九条”的横空出世，为股改打下了重要伏笔。另外，2004年证监会还推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分类表决制度。这是股改最重要的一颗信号弹。

　　在一次股权分置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尚福林从改革的目标定位、市场定价机制、改革的组织方式、对流通股股东的权益保护、对国有资本的认识以及改革的推进方式概括了股改的6大理论突破与创新。

　　随着改革路径的眉目清晰，股改的时机逐渐成熟了。2005年4月29日，证监会与国资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做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5月9日，清华同方、三一重工、紫江企业和金牛能源4家上市公司正式拉开股改大幕。

　　尚福林曾经以“知难行易”描述股权分置改革的理论探讨：“从1998年国有股减持到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改革的路径是在试点先行的艰苦实践探索中逐步确立的。”

　　股改是合作共赢

　　“通过股改我们希望的是合作共赢”，一向低调的尚福林这一次选择了高调出击，于2005年6月27日下午3点半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向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记者介绍股改。

　　尚福林在发布会上说，有人说，改革可能要不计成本地推进，我想更准确地表达应该是改革要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综合平衡。“通过股改我们希望的是合作共赢。”

　　在各种利益集团的错综复杂的较量中，尚福林最终采纳了以对价方式平衡股东利益的做法。“对价”实际上就是非流通股东向流通股东的补偿价格，具体定价则由双方去讨论与协商。

　　“市场上买个白菜都讨价还价呢。”尚福林以这种幽默方式解读双方的争吵。

　　有了对价这个有效的利益分配工具之后，股改的步骤就显得异常重要了。作为市场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的代表，股权分置改革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股改制订了两个操作原则：一是实行试点先行，协调推进，分布实施；二是统一组织，分散决策。

　　正是这样行之有效的操作原则，让股改的效率大大提高。在3个多月的股改进程中，先后有46家试点上市公司完成方案，期间虽然遭遇质疑和阻碍，但试点工作总体来说是成功的。

　　2005年9月，股改全面铺开。随后，整个A股1400多家上市公司全面推进股权分置改革。时至今日，沪深两市仅余20家上市公司没能完成股改工作，但已是瑕不掩瑜。

　　积极治疗股改“后遗症”

　　2008年被市场定义为全流通元年，因为在这一年股改产生的“大小非限售股”就将逐步的实现全流通。然而，国际金融形势却给取得阶段性胜利的股改来了一个“下马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了。

　　不必否认，“大小非限售股”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市场冲高回落产生的合力，让年轻的中国股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一些悲观失望情绪也是常理。

　　在此背景下，规范“大小非”减持成为上半年监管层着力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2008年上半年通过完善大宗交易制度，及时推出相关指导意见，从制度层面规范限售流通股解禁和减持行为，并定期公布解禁数量，有效稳定了市场预期。并有效克服了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内宏观经济出现新变化等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影响，市场继续保持稳定健康发展。

　　随后，证监会坚定地贯彻以健全结构、完善机制和防范风险为重心的工作安排，推动多元化机构投资者队伍建设，鼓励各类长期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加大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利益输送等违法违规案件查处力度，严格执行工作人员禁止买卖股票和对敏感内幕信息严格保密的有关规定，以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市场坦然接受了“大小非限售股”再造的这一个流通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