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红庙子、沪深交易所、三中全会、南巡、十五大，下边有人敢做，上边有人敢拍板，改革就这么发生了。改革催生了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又促进了改革的步伐，中国人的血液中，从来不乏冒险创新基因。

　　【《证券市场周刊》记者 王安】中国人从来不缺资本市场的血脉。到江苏南通看看吧，看看100年前的张謇、大生纱厂和大生股票。南通面临长江，当年几近断头路，但依然没能割断中国人资本市场的血脉。不论是在偏远的苏区，还是在大上海十里洋场，不论是在市井百姓的嘴里，还是在小说《子夜》的字里行间，股票都是常客。

　　然而，新中国建立后，资本市场的血脉忽然断了。计委定盘子，财政拨款项，银行做出纳，要资本，社会主义的资本，但有计划，不要市场。就像人民公社了，全国人民从生到死都被计划起来了，还要规避风险的保险业做甚？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10月8日，邓小平再次指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的、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邓小平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从计划体制走过来的，但他当年便已认定，市场经济的银行不应是这样的，要改革。这确实难能可贵。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向央行职能转化，国有专业银行开始设立，国内保险业务恢复。

　　当时，邓小平没有提到资本市场的另一分支——股票和股市。但是，中国人民已经耐不住性子，山野村夫早已抡起了板斧。吃穿住行，盖房子闹出个股票。不要嘲笑1980年发行的红砖股票不规范，4年后发行的飞乐股票不也保本保息、自由退股嘛，那还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

　　当年的故事令今人惭愧。谁能在中南海里卖股票？谁能把个烂山芋一样的股票折腾到美国上市？是的，就是2007年退市的华晨金杯股票。赵希有、仰融，这些人将来历史自会有评说，但他们都有姜文的风采，让子弹飞，血脉喷张。

　　有山野村夫的板斧，有海外精英的呼啸，有地方政府的竞争，还有当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催发，沪深两市忽然就破土而出。

　　破土而出意味着本能，意味着非计划。1990年11月尉文渊被任命为上交所总经理，名字见报了，领导不高兴了，说这么重要的人事任命，上海人行居然不往上报。也许当时上海人行并没太看重这个上交所，不过一个下属单位，买瓜卖菜的三产的意思，自己还不就定了？

　　甚至，中国证监会的建立也是破土而出。一个新建的政府监管机构，开办经费竟然没能及时到位，竟然要租饭店，可见其仓促和非计划。

　　证监会是被深圳“8·10”事件破土而出的。“8·10”不重要，一次技术失误而已。重要的是态度，证券市场到底是个什么物件？还是邓小平说的：“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点，也可以慢点，也可以有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显然，邓小平对证券市场没有对银行那样有把握，但他天性里就有尝试的勇气，有血脉喷张的激情。

　　证券市场重要的时刻到来了，这就是“3·27”国债期货事件。与其说这是商业大亨万国证券与官家买卖中经开的博弈，莫如说这是以尉文渊所代表的上海地方利益，尝试着与中央以及其他地方的利益的划分。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更加重塑造了双方的利益角色。

　　证券市场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彼此的利益如何厘清？“3·27”事件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沪深两市的掌控，证券市场的利益分配更多地向中央倾斜。记住，证券市场不是某个地方的圈钱场所，更不是地方央行的三产。

　　中央高层在证券市场上的作用凸显。在30年的历史中，《人民日报》曾两发评论员文章。1996年12月的第一篇是砸市的，朗朗上口：“他们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一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然而，在1999年6月的第二篇文章中，《人民日报》就号召大家《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了，并创新了一个名词“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1997年9月12日，中共十五大关于股市有两个极重要的信息。首先是改变了公有制必须是国有独资的概念，只要是国有资本占大股东，哪怕里面包括集体、个体、外资，这样的混合经济也是公有制。这就意味着，马上要有一个经济所有制大改组大混合的时期，股份制将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股份制要迈大大的步子了。另外，一直让大家头疼的国企改革有了更明确的说法，就是股份制改造、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等。实施这些想法，股市是最好的运作场所。

　　如果说，1990年中国恢复证券交易所，当时还有试验的意思，试不好还琢磨着可以关，到1997年9月的十五大，股市的重要性似乎才真正有点感觉了，股市真的有配置资本的功效，特别是给国有企业配置资源，真能给领导排忧解难了。

　　中央高层的思路在改变。有学者指出股市的财富效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个人财富减少3710亿美元，其后的4年里，人们的消费也减少800多亿美元。与此相对应，近年来美国经济出现了最长时间的增长周期，其中股市连续7年上涨也是重要原因，银行没有呆坏账了，东西卖得畅快，失业减少了，老百姓花钱空前地爽。资本市场的血脉正在接通。

　　这之后，便有了周小川国有股减持的八面威风，以及后来的黯然退场。资本市场，那是个万人鼎沸的流动盘子，股民手无寸铁，但可以不听领导的号令，可以用脚投票，可以玩人浪闹雪崩，血脉喷张。

　　周小川1985年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系统工程专业，2000年上任证监会主席时，他对证券市场的描述是：要更多依靠市场来发展中国的证券市场，凡市场能够决定的都要由市场决定，市场不能起作用处，要尽快创造条件让市场起作用；证监部门不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

　　2001年是证监会历史上出台各类文件、法规、征求意见稿等最多的一年，周小川还请来海外精英史美伦加盟证监会。

　　有评论说，中国证券市场是为国企脱困服务的，是权贵资本主义。但这不是证券市场独有的。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社会危机感加深，中国高层号召国企做大做强，时不我待。在这种背景下，证券市场不能独外。

　　证监会面临的问题，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这是当时政治制度和理念决定的；上市公司的虚假烂账成堆，但哪一家背后都有强大的红头文件；市盈率虚高泡沫泛滥，这是各个利益集团共同的愿望，非证监会一家所能左右；甚至一咬牙把那坏人送上公堂吧，人家法院还不受理……

　　中国股市诡异另类，一个个临时政策与时共进地积累至今，造就出一个麻烦多多、纠缠多多、哭笑不得，当然也是成绩伟大前途光明的市场。对于这样一个市场，该用行政力量去清淤，还是听凭市场折腾而净化？前进还是妥协？改革还是发展？救命还是治病？眼前还是长远？

　　2002年，尚福林从农行行长任上接替周小川出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不说话。开会，调研。他要接收一个摊子，要让事业向前发展，而不是砸烂这个摊子。

　　2005年5月长假后，第一批股权分置改革4家试点公司开始启动。但马上，最危险的时刻来临了：6月6日11时04分，一笔2000手宝钢的卖单抛出，沪指应声砸到998点，击破8年来的千点大关。

　　尚福林没有慌张。6月19日周日晚间，没有任何征兆，股权分置改革第二批试点42家上市公司启动，远超此前市场预料的规模。到年底，股权分置改革基本上闯过关卡，而尚福林“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说法广为传播，血脉喷张。

　　中国资本市场的血脉日益强壮。

　　22年前的1988年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听说中国深圳搞起了股票，便特意来深发展参观，末了他有几点疑义：国营控股的股份制是否能真正发挥股份制的作用？中小私人股东有没有话事权？利益能否得到保证？你们银行领导是谁任命的？是政府还是股东？……

　　今天，对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尚福林和中国社会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2010年12月12日，中国最大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华锐风电二次上会顺利通过。尉文渊控股85%的西藏新盟持有华锐风电1.05亿股，尉因此间接持股8925万股，价值55亿元。想当年尉文渊因“3.27”国债期货事件去职上交所总经理，第一天不用上班了，他一下子懵了，不知该干什么了。如今15年后，尉文渊获得55亿元身家，而且是阳光下的财富。落马官员，另寻出路，却依然血脉喷张，这也是藉改革开放之福，也算一中国资本市场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