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一周报记者/陈金艳

　　专访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第一任总经理谢荣兴

　　 1985年，谢荣兴是延中股份原始股东。1990年6月，谢荣兴成为万国证券黄浦营业部第一任总经理，谢荣兴经历了从“店头交易”到上交所开业的“集中交易”。

　　 20余年的证券从业经历，谢荣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股市的见证者。

　　所有券商都是买卖国库券起家

　　 理财一周报：您是在什么时候进入证券业的？

　　 谢荣兴：我应该算是最早一批进入证券市场的，那时候我还是延中股份等3个股票的原始股东。一开始的证券市场，其实就是买卖债券，没几个股票，流动性也不好。后来我去万国证券做营业部总经理，一开始做的也是债券，万国证券就是从国库券起家的。

　　 理财一周报：您是从什么时候进入万国证券当营业部经理的？

　　 谢荣兴：具体时间有点记不清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就到了万国证券，1992年6月黄浦营业部成立，我就是营业部经理。万国证券也是第一批证券公司之一，当时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是从国库券起家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用麻袋从外地将国库券背回上海。1989年底，我和万国的几个同事去西安出差，那时候外地国库券的价格都比上海低，买入价大概相差10元以上，而上海挂牌买卖价差在1.5元至2元之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营业部门口蹲满了黄牛，上海的黑市交易非常兴旺，因此想在上海收购国库券，相当困难，基本上是有价无市。

　　 所以去西安不多买点，就太遗憾了。我们请了西安证券公司证券部经理夏庆帮忙，代我们收购，代收的办法是：我混在“黄牛”队伍中，“高价”收购，而付钱和收券则借用西安证券公司的柜台，由两位业务人员帮忙受理。

　　 这在当时是不允许做的，一旦发现就会被公安局抓。不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硬着头皮就干了，我们一共收购了200多万元，由于票面价格都是10元以下的，足足装了6个麻袋。我和我那时的同事，买了几张软卧的火车票，搞了包厢。上车时非常狼狈，人太多，一会儿找不到麻袋，一会儿找不到车票。火车每停靠一个站，我们就担心，害怕被抢。但最终总算安全运回了上海。

　　 我们算是幸运的，在当时也有不幸运的。海通证券的第一任总裁汤仁荣当时也从外地买回来1亿元的国库券，结果地方政府和海通证券的交通银行领导（当时交通银行是海通证券的上属单位）知道后向中国人民银行举报。

　　 理财一周报：通过国库券买卖，营业部成立第一年的收益如何？

　　 谢荣兴：还挺不错，第一年赚了多少，我忘了，第二年赚了3000万元，到第三年的时候就赚了1亿多元，不过第三年时，我们搞了几个创新。

　　带头冲破交易限制

　　 理财一周报：您说的创新是指在国库券还是在股票上？

　　 谢荣兴：主要就是在股票上，当时的市场很滑稽，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涨跌停是10%，ST股是5%。但是当时尉文渊（编者注：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搞到什么程度呢？14个股票有3个交易规则：2个股票放开（延中股份和电真空），另外6个是5%的涨跌停和3%的流量控制，还有6个没有流量控制，只有5%的涨跌停。但出现另一个问题是涨停后却抛不掉了，新股发行第一天5%涨停，根本买不到，因为这么低的成本，低于黑市价，没人愿意卖。

　　 一开始规定股票交易都是垫头交易，还实行涨跌停限制，我当时就没执行。那是在1990年夏天，7月26日开始规定了3%的涨跌停限制，结果导致市场惜售。证券营业部里人满为患，买卖集中在发行量较多的“电真空”上，为了增加交易品种，我不仅没有实行涨跌停限制，还制造气氛，组织一批人去挂一些其他品种的股票，价格高一点也没事，每天抛40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没有限价，当时杨百万将豫园股份也就是现在的豫园商城的股价挂到了300元一股。

　　 当然也有人讲，这有操纵市场嫌疑，但是我认为，股市本质是流动性，不流动不叫股市。而限制后，没人抛，零成交量，那就不叫股市。所以我觉得当时的交易规则不符合实际。

　　 理财一周报：这在当时也算违规吧？

　　 谢荣兴：垫头交易时，我确实没收到这样的文件，当时中国人民银行也没规定各个证券公司该怎么弄，文件是发给工商银行的。当时工商银行第一家做垫头交易，我们是第二家做的。

　　 不过第三天下午尉文渊处长(出任上交所总经理前为中国人民银行金管处正处级副处长)还是上门干预了，问我为何不实行限价。我的回答是不知道要限价，我们没有收到文件。最后，他也就认同了这个做法，不实行涨跌停。什么方法最适合市场，就留下了，现在是10%为涨跌停，这是大家能接受的。

　　 理财一周报：在不断触及监管层底线时，担心过吗？

　　 谢荣兴：第一代人是充满了激情的，当时的证券市场没有规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尉文渊每个星期都到我们营业部门外的马路沙龙上和股民聊天，挤在几百号人的人堆里讲市场。他也是为了做市场。市场第一代人，和现在是不可比的。

　　 实际上，监管部门按规定要监管我们，但监管规则又滞后，所以不断会触及监管层的底线，当时的规定是不符合市场要求，所以不断冲破、不断改变规则。虽然有压力，但也无所谓，毕竟监管部门也在往前走，大家都在磨合。

　　冲破监管壁垒，联动沪深市场

　　 理财一周报：上世纪90年代初的资本市场可以说是被重重壁垒包围的年代，如何突破这些壁垒，创下上亿元盈利？

　　 谢荣兴：对我来讲，最大的突破是做深圳股票，当时全国就我一家代理深圳股票。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的年头，沪深间的交易是两地割据，互相排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制度也明文规定一家券商只能成为一家交易所的会员。当时交易所规定上海的会员单位只能做上海市场股票。我作为上海的会员单位却做了深圳股票，我先去深圳开了个账户，然后在我的账户后面，自己编了几个账号，一个户里有10000个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拖拉机账号。

　　 不过账号的问题解决了，行情数据怎么解决？当时没有联网的行情数据，所以我们只能在营业大厅的小黑板上提供隔夜行情，也就是深市前一天的收市价、最高价、最低价。客户都是闭着眼睛填委托单，大多数干脆填写市价委托。由于他们在“万国黄浦”开设的是二级账户，每笔委托汇总后传真到代理的深国投证券投资基金部，深国投基金部则以一个股东账号进行买卖，然后由基金部根据总的成交单分配给每个具体委托人。当时黄浦营业部成了深市的超级大户和上市公司流通股的第一大股东。

　　 在我开通深圳账号后不久，深圳市场开始反弹，市场更加火爆，这种场面绝不亚于2007年的股市，大家都争相入市。为了买一个委托单，股民都是排四五个通宵，连十六铺码头的票贩子都加入了排队队伍中。所以我们也只好提高委托起点，一开始我们是10万元起委托，后来增加到20万元，一般都是几家人家凑钱委托。

　　 记得有一次周五收市后，例行编号登记下一周的委托，当下一周的编号全部发完后，队伍却依然望不到头。股民们在营业部门前齐呼我的名字：“一二三，谢荣兴。”当时我听了还挺热血沸腾的，所以当即就决定，继续委托预约，登记下周的委托。

　　 理财一周报：你们当时也是佣金制？怎么收取佣金？

　　 谢荣兴：我们是和深圳那边对半分。清算是很麻烦的，常常通宵，当时没电脑，全部人工清算，而且还是两级清算，深圳那边和我们清算后，我们再和股民清算。最可怕的是，到上午8点半了，9点要开门，却还没清算好。但当时也有个好处，不是第二天就能交易的，所以也无所谓，一般来讲，做深圳股票要5天后才能成交。

　　 理财一周报：当时压力大吗？

　　 谢荣兴：每天都不回家，星期天也营业。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半。我们还卖《股市大哥大》，内容是分析行情。当天形成书面的分析报告，全上海的投资者都来我这买，每天都卖2000份以上，供不应求，外面做生意的买了我们的东西然后卖给其他股民，我8毛钱卖出去，他们1.2元再卖给别人。

　　第一批炒家的不同结局

　　 理财一周报：当时第一批做股票的有哪些人？

　　 谢荣兴：现在还在市场活跃的是杨百万，我还在计划财务部时，有人对我讲，杨百万来了，但是我对那种做投机的不太理会，他们对我说这是最大的客户，我在接待室和他聊了会。我是学法律的，我就对他说，要注意手法。当时都是现金交易和有价证券，都是用旅行袋和麻袋背的。但他认为做合法交易要交税，所以黑白都做，只是不在门口交割，买外地的大黄牛的国库券。这个价格肯定比黄牛散户要便宜，也安全。但我还是提醒他要注意手法，最后他去做股票了。毕竟债券都是拿现金去外地交割，太不安全。

　　 理财一周报：和杨百万同一批的投资者还有谁？

　　 谢荣兴：我最近在写一本书，里面写了股市三只羊，杨定国、杨怀定（现在的杨百万）和杨亮珍（音同）。宝安股份收购延中股份时，杨定国和杨亮珍两个人中有一个因股价暴跌导致破产，另一个因为国债期货巨亏，最后精神失常。精神失常的这个人心理素质很差。据了解，他当时买自行车都买旧的，因为怕被偷，最后一个去买盒饭，可以打折买冰棍，是买棒冰而不是雪糕，因为便宜，不仅如此，还是买断了的冰棍，更便宜。所以这两个极端放在一个人身上，肯定会得精神病。穿底的那个是因为过度透支，当时透支不需要写报告，只要平仓就行，但无法平，最后只能破产。

　　 还有一个人也挺有意思的，他也是第一批炒股的，叫赵尚荣。我记得黄浦开业时去了我们那，朱镕基（编者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告诫券商要告诉投资者股市有风险。赵尚荣也在现场，他冲到朱镕基旁边，要朱镕基在飞乐股份上签名，朱镕基签了。但到了无票交易后，就是所有股票凭证都要交到交易所登记，进行电脑存档，手上只有一张纸，当时他很矛盾，如果不交掉就没股票，交掉的话，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凭证就没了，最后还是交掉了。其实无所谓的，没登记可以以后登记，反正东西在那儿。他是专门搞股证收藏的，而他又亲手将一张有朱镕基签字的股证交掉了，现在找不到了，挺可惜的。

　　保荐人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理财一周报：回顾20年资本市场，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谢荣兴：我觉得早期的市场参与者，包括投资者、券商、上市公司、管理层、政府都功不可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市场付出，他们的探索，他们承担的责任都为今后市场积累经验，这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那些推动者，如果按部就班，包括政府不提前搞股市，那么再过20年，我们证券市场还达不到今天的规模，因为我们是在不成熟的市场，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上搞了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股票交易市场，我们是超前的，那么超前的制度和当时的状况是矛盾的，不相匹配的，正是由于政府、投资者、券商都在不断地推动，才把市场迅速地扩展，走过了人家100年才走过的路。

　　 理财一周报：当前的证券市场还有什么需要去再进一步去规范的？

　　 谢荣兴：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是长远的，券商的风险控制是永恒的，大概就是这两条。

　　 理财一周报：您提到了保护中小投资者，那么当下的创业板对中小投资者保护够了吗？目前正面临的是高管的减持，创投的减持，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本无从保护。

　　 谢荣兴：其实这个和当下的监管部门有关系，我觉得有最好的方法。第一，就像股改一样，减持的部分需要缴税，这些税收其实应该纳入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第二就是不应该高管辞职就能抛，就是辞职和不辞职一样，必须三年才能抛。至于股价发得太高，这也管不住，因为还有前面的事情，你拦不住。我有个方案，上市公司有保荐人，保什么？保它未来的收益，你认为这个发行价是可以的，那就保三年，低于这个价格保荐人自己买进，持有它，当然持股不超过百分之五，两个股票不行，你就买两个，10个股票低于发行，你就买10个，是你保荐、承诺的，你就要保三年，这样的话逼着发行价不能太高。

　　 这其实是个很好的方法，证券公司也会和管理层进行一个博弈。就是把你所有的资金冻住了，你资金规模50亿元，就要五十个亿的规模托盘，无非是50亿元托了三个还是托了三十个。满仓了我不管，直到你把这个额度用光。

　　 其实这个想法和基金一样，现在基金为什么很多时候做得很不好，是因为没有和投资者的利益挂钩，一味地把盘子做大。

　　垫头交易

　　 指证券交易的当事人在买卖证券时，只向证券公司交付一定的保证金，或者只向证券公司交付一定的证券，而由证券公司提供融资或者融券进行交易。因此，信用交易具体分为融资买进和融券卖出两种。也就是说，客户在买卖证券时仅向证券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或交付部分证券，其应当支付的价款和应交付的证券不足时，由证券公司垫付，而代理证券的买卖交易。其中，融资买入证券为“买空”，融券卖出证券为“卖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