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有很多可比照性。当股民们为2010年秋天迎接中国股市二十年之际出现的这波行情而动心时，其实我们该多从历史中寻找规律。

　　11年前的5月19日，中国股市突然爆发一轮多头行情。史称“519行情”。

　　那轮行情的最大特色是“热钱效应”和中国股市对于当时国际金融市场“大牛市”产生的连动效应。其所体现出来的抢钱效应和赚钱效应，使千千万万置身于股市之外的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短期内，股票市场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量资金。

　　自1999年5月19日，直至6月30日，沪深股市成交持续增长，单日最高成交为830多亿元人民币。仅交易印花税一项，最高的一天就为国家上缴4.8亿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

　　虽然11年前市场火暴的情景犹在眼前，但今天再看“519”，影响市场走势的所有因素已经渐行渐远。这真是一种“别样”的心情。

　　“519”之前的三次“井喷”

　　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开办于1990年，a8只股票。实行“换手率”另加1%的价格波动限制，交易价格用粉笔写在一块小黑板上面。一天下来，经常没有人卖，也没有人买，股价很久才能“变动”一次。

　　上海市场的第一次“行情”，发生在1992年年初，沪市开始试着开放延中实业和飞乐股份两只股票的“涨跌限制”，也就是不限1%的涨幅了。开放的前一天，延中实业股价是100元，当时大家都认为160元就见顶，180元时，量放得很大——但是最后的结果，延中一直到460元方才“见顶、回落”。

　　然后股票价格就“全放开”了，上证指数从600点直冲1200点，三天后达到1421点，这是第一次“井喷”。上交所在上海的文化广场开设“股票大卖场”，开始卖“法人股”，市场也从1421点一直回调到380点方才止住。

　　1993年春天，股市发生第二次“井喷”。指数最高到达1500点。此后是“货币紧缩”、金融整顿，市场从1500点跌回到了312点。

　　到了1994年7月，管理层发布“三大利好”。8月1日，上证指数涨了30%。这是第三次“井喷”。由于“暂时不考虑新股发行”，大盘连涨3个多月，指数再次摸到1000点。

　　1995年底直到1998年，股市基本上是箱体震荡，期间有一次“评论员文章”、“12道金牌”的政策调整、亚洲金融危机、“98南北水患”，以及中创、广国投、君安证券等大机构的总部被撤销。总之一句话，由于连年弱市，前后共有三次探底，三次反弹，最后形成1000点一带的“铁底”。

　　“519”的宏观背景

　　1999年，当时国家所采取的“产业(主要是国企)改革”，其基本政策是“限贷压产(能)”。这导致国企一次翻天覆地的资产和产业的大震荡——首先是242家国有大型科研院所“脱钩”，接下来就是党政机关直属企业超过1万亿元的资产大清理。

　　当时，朱镕基总理一再指出，“中央已经下决心，要坚定不移建立一个永远告别权力与腐败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此事在各媒体上动静不是很大，但是中国往往就是这种不怎么宣扬的“改革”最具有持久的深层震荡效应。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之下，如果国企和央企被迫挤进产业竞争领域，与民企争个鱼死网破，结果会是什么？

　　当时人们曾经以为，政治体制不变，经济体制可以先行“试水”，“企业应以赚钱为第一使命”。但其后的结果，并不理想。据后来的数据，当年的国企改革共涉及129个中央党政机关和部门、单位，并且确认了在当时总计530家属于非金融类的直属企业和企业集团总公司进行。经财政部和央行审计之后确认，涉及到的企业资产总额为11198.5亿元，约占当年全国非金融类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的10.8%，其中负债总额为7073.9亿元，总资产负债率为63%以上；营业额收入6328亿元，利税总额27.5亿元；涉及的干部职工的总人数为285万人(其中退休职工有106万人，占37%)。

　　也就是说，在530家中央级的大型国企中，自有资产仅为4124.6亿元，人均上缴利税仅为964元/年(以27.5亿元计算)。在这530家国有企业中，每63个人要负担37个人的养老和各项福利——其沉重的人员负担和7073.9亿元的债务负担，积沪深股市风雨10年的融资绩效，也仅能消化一半(股市前10年融资总额约为3500亿元)。

　　在这些脱钩企业中，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以上的有126个，而冠有“中”字头的企业有197家。这些吃皇粮的企业之后会有完全不同的前景：交由中央管理、交由地方管理、调整或停产整顿，最不幸的则是被兼并、撤销和破产。

　　另一方面，1998年因“保8”而引发的赤字问题也进入了关键性的时间之窗。如果在199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不能保持在8%左右，那么严格地说，1998年由中央财政所投入的2000亿元启动资金就不能够说是投资，而是打了水漂。

　　从1999年央企固定资产的下滑态势看，4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1247亿元，仅比上年同月增长11.3%，增幅比3月份回落8个百分点。1—4月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327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增幅比一季度回落4.6%，由于投资状况是政府的孤军奋战，民间投资于消费的增长已经趋于停滞(1999年前4个月的月环比是1990年以来最低的，而1990年的银行利率水平与1999年根本没有可比性)。这就像侯宝林相声里的醉鬼，大家在赌谁能爬手电筒的“光柱”一样，只要政府一关“电门”，光柱上的人就得“摔下来”。

　　另外，据当时国家外经贸部的数据，1999年1—4月，我国签订引进外资和合同总值为144亿美元，同比下降近16%，同期实际利用外资为102亿元，同比下降12.6%。外商直接投资的部分原因主要是来自香港和日本的FDI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而锐减。当时判断，FDI的下降趋势至少还将持续一段时间(经贸部的判断是3－5年左右)。

　　周边股市持续造好

　　环顾国际市场，到1999年的“519行情”之前，周边股市大多已经“造好”，少数国家或地区甚至出现大幅上扬。

　　以香港恒生指数为例，已从1998年8月探底的6600点持续攀上，到1999年“519行情”启动时已经接近14000点，上涨112%。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氛围之下，当时中国股市一轮持续的上涨早已是待机而动。只不过由于社会投资的投入与产出的环比情况太差，企业风险还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国企未来不确定的因素也比较多。因此，当时我个人的判断是，“一个能够获取暴利的投资机会，将会在一个恰当的临界点出现。”这个临界点，我认为应当是在中国建国50周年大庆。

　　然而，从实战角度而言，在时机的选择上，还有仔细研究的必要，最后行情发动的时机，各方均感觉选择“10月”远不如选择“7月”。因为《证券法》的正式实施可以为股市提供不少实际上可资借用的相关热点——1999年7月1日，我国的第一部《证券法》开始实施。

　　所以，机构需要提前为行情做好准备，打压吸筹的默契。从盘口上分析，大体上起始于春节休市3周之后的3月1日。

　　春节休市，是中国股市的惯例。在这个行业从业人员多数年轻，而且大多是背井离乡的常年在外。1999年休市，对股市投资者来说是比往年加多了一周，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9个月后的2000年元月计算机“世纪虫”和证券市场交易系统的升级。

　　1999年3月1日之前，沪深股市收出“4阴加1阳”，加上不断见诸各种媒体的“今年是特殊的一年”的殷殷告诫，都给证券业上了一把“弦”，让所有的人，都没有过大年的心思。

　　所以，从大年初二开始，有些分析师在家里就开始出研报了。1999年春节20天里，我看了近800份研报，感觉节后开盘，不管有没有行情，业界(至少是分析师们)都憋足了要“火一把”的暗劲儿。

　　现在我的笔记上还记录着，光大资产经营部在研报中说：“我们看好中国的证券市场。在《证券法》正式实施之前，大市不可能一味的下调，由于光大的经营风格一向稳健，我们也准备更精心的操作，选好项目，做足行情。我们看多1999年的证券市场；1999年的市场会有一波很大的、比较像样的行情，星火燎原的态势很有可能就在7月以前。同时，香港也会有一轮比较强劲的行情，有《证券法》的规范，市场只能向着越来越繁荣这一个方向发展。当然这是世界的大趋势，证券行业不可能脱离这个趋势。”

　　光大还判断说：大市的高点也许就在1999年10月中旬。但是准备工作，可能在7月见到端倪。春节后就是增仓的有利时机，5月前后，可能完成一次突破，7月进入主升浪。如果行情能够持续到10月，中国将面临一个更长周期的牛市行情。

　　保七争八，奋力一搏

　　1999年的“保七争八”，比较1998年的“保八”有更大的难度。但1998年年末几乎以满票获批的《证券法》，却令股票市场有了不少丰富的想象与可以借用的题材。

　　总之，从来“极弱就是极强”。这个市场，以《证券法》的出台，似乎也正在一点一点地走向中央舞台，毕竟股市的融资功能为政府的国企改革服务，就不仅意味着参与，也意味着付出与获得。

　　回顾1998年年末的投研报告，当时的空头，也发表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观点及判断。当时央行货币政策司曾认为：“1998年中国货币政策面对的国内外经济增长环境空前严峻。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和蔓延，世界经济在经过持续6年增长之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为2%，还不及1997年4.1%的一半。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7.8%的较快增长，高出世界经济5.8个百分点。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率第7个年头的缓缓回落。”

　　当然，当时造成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于我国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阶段已经结束，长期以来供不应求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由“资源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由卖方市场形态向买方市场形态转变。这一变化，对于中央的要求，比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对于一个人均生产总值只有700美元左右的人口大国来说，在买方市场的需求制约中，如果股市一直熊下去，政府根本不能继续保持较快的货币增速，更不能有效推进、支撑起经济发展的原有速度(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货币增量)，确实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

　　其次，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并没有过去。回顾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已经从一场地区性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动荡，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俄罗斯和拉美国家，并一度涉及了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

　　其三，受此影响，世界贸易增长急速放缓，初级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国际市场萎缩，给整个世界笼罩上一层通货紧缩的阴影，也给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以，1998年中国为“保八”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拿给谁来判断，第一印象都是“一路苦战”。而到了1999年，外部的因素更为复杂多变。特别是科索沃战争的爆发，对于欧洲经济的打击极为巨大，刚刚出世的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一路下跌到0.80一线，那是欧元的最低点。当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由于科索沃战争，多瑙河已经成为一条死河，各种货船堵在航道上，大半个欧洲已经瘫痪。”

　　“两会”成为转折点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当年的“两会”。在会上各界的观点开始统一起来，在《政府工作报告》场下讨论时，朱总理说：“中国的经济与国际形势可能有点脱节。在1999年，如果国际形势好，中国说不定就差一点。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是支付机制被破坏，而一旦美日或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到位，支付机制就能突然恢复。1999年的保七争八，主要是保充分扩大我国的出口，那么不确定的成分，就会减少一些。”

　　在两会期间，多数代表都认为：1999年的经济目标若想完成“保八”目标，确实有更大的难度。政府手中能拉动经济的筹码，实在是太少了。

　　我曾经分析过1999年可以采用的指导性政策。当时我最担心的有三。

　　其一，是不少人让金融危机吓怕了。其二，企业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上升。当时全国下岗了不计其数的国企员工，涉及到几千万个家庭。其三，1999年的利率下降幅度开始加大，调节周期开始加快，名义利率在5%—6%左右，按照央行的说法，“仍算较高”。

　　如果我们拿1998年的数字与1991年比较，就可以知道，1991年4月的名义利率是5%—6%的水平，而那时候的通胀是22%左右，但是1999年的通胀是-3%，所以实际利率要比1991年高的太多。这对当时的国有银行形成很大的压力。

　　打开沪深股市的K线图，1997年与1998年，无数大阴线、弱反弹，形成连绵不断的“下跌—下跌－再下跌”的“长熊格局”。这是一堂非常生动的市场风险课，也让政府充分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经济低迷”。

　　股市的涨涨落落，资金的进进出出，每天的阴晴圆缺，其中有道理也没有道理，但有没有道理谁说了算？“资本”(投资者，其中主要是机构投资者)拥有第一发言权。

　　从本质上看，资本的发言权在于平衡之中，因为资本没有一天是在平衡之中生息，安于稳定与市场无缘。“善出奇者，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资本的流程是在风浪中淘汰劣种，在每一个急转弯的时候，都要“下”掉一些过于“松散”的组合。

　　今天我们细辨1999年中国的经济形势，通货紧缩是面对的新问题。根据当年两会的政府报告，1999年除新增国债1000亿元(财政政策将继续发挥作用)外，国债的余额还将与GDP的百分比相互参照对齐。

　　对于国债，理论上是只要在GDP的50%以下，都是安全的，实际上恐怕再高一些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在这个赤字预期下，中国的投资、消费和出口都是上不去的，这就意味着，资本市场将被委以重任(进一步扩大融资规模)。从这个意义上说，1999年应该是中国股市的“关键一年”。

　　当企业实际成本在上升，销售收入在坚守的时候，能够把钱赶出银行的机会也许将在瞬间出现；套一句当年大家常说的话，叫做“土豆烧熟了”，只欠“再加牛肉”了。

　　那么，“牛肉”是什么？能在国债市场吗？

　　1999年，中国的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数额巨大，而且基本都是长期的，这对资本市场有不小的压力。1999年2月，央行再次降息，利率大幅下调，因为货币需求远远小于货币供给，不管央行怎么看待国债这种“金边的牛肉”，市场就是不认可。国债利率反而不断上升，价格不断下跌。1999年年初，从新发国债的利率来看，一年期的与十年期的利率比较接近，如果你画一条收益曲线，那么这条曲线是平的。因此国债1999年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短期利率继续向下走，另一个选择就是长期利率要向上扬。而这两种前景对于持有国债的金融机构所造成的风险都比较大，所以，为了保护国债，股市无疑成为中国1999年刺激市场人气的第一选择(“牛肉”)。

　　由此，1999年的“519”行情，确实是为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当年6月14日，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给其定义为“恢复性的行情”，也是“缘起缘灭，因果相承”。

　　“519”成为大行情的起点

　　我当时看多行情的立足点，主要是《证券法》；另外就是“建国50周年大庆”。1999年有一部《证券法》要实施，这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突破性进展，其中有关“资产证券化”的大趋势，有关大力发展投资基金，以及券商上市等，再怎么说都是某种题材。

　　其实，最重要的是资产的资本化，有了资本化，才能使一家企业达到物有所值，可以令真正好的企业能够获得所需的各种市场资源，最大限度的扩张其发展空间。

　　今天总结与回忆，可以发现，1999年“519”行情，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个跨年度的大行情。以此为契机，中国股市足足走了25个月的“牛市”，与以往相比，它具有以下的特点：

　　其一，牛市时间长。从1999年5月到2001年6月，两市共有17个月是阳线，8个月是阴线，上升与下降比率是“2比1”。

　　其二，市场热点集中，板块效应明显。比如人气聚集于网络股、科技股。

　　其三，行情具有“突发”的特点，且升幅较大。从行情启动的1049点一气上攻直到1756点，时间是30个交易日，总体涨幅65%左右。如此轻松的“全线推升”，在中国股市是首次出现。

　　其四，大牛股为数众多，当时的“多头主力”，至今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其五，与外部市场有关联。一是由于美国与北约先发制人发动“科索沃战争”，当年5月8日早晨，又发生了“联军炸馆”的重大政治事件；二是由于美国的道琼斯指数终于在那年5月前向上突破并且站稳了10000点，也有很强烈的示范效应。

　　“519”的本质是“政策市”？

　　世界上不存在只跌不涨的股市。股市的长期低迷，必须借助外部力量，才能找到“向上突破”的借力点。

　　当时的证监会领导组织了众多机构开会，对于股票市场低迷不振进行“深度调研”和成因分析。会上，领导提出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点意见”，这也就是现在还经常有人提及的《搞活市场的六项政策》，其中提出要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机构的合法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允许部分B股及H股公司回购股票。

　　5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6点意见”；6月10日，央行宣布第8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主要领导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为行情“定调子”，文章再次指出“股市只是恢复性上涨”。

　　因此，现在很多人仍然认为，“519行情”的本质属于简单的“政策市”。

　　事实上，各方的关注与支持，也是“519”能够涨得起来的关键。1999年年初，新华社记者对西安黄河、邯郸钢铁、陕西长岭等12家老牌国企职工被股市套牢的情况进行了调研，随后向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受到高层领导的重视。

　　更重要的是当年“五一”，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劳模表彰大会。在国务院高层领导出席的一次座谈会上，股市也成为议论的焦点。早期国企股票上市，会配发少量的股票给职工，每人一份，称为内部职工股——当时领导拉着一位劳模的手问：“你的股票被股市套牢了，怎么办？”劳模的话令有关领导大受震动：“这是国家的股票，我死了以后，传给儿子，让儿子再传给孙子，赔死也不卖。”

　　当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需要一个牛市的时候，牛市的出现就是必然的。

　　圈钱风随之而来

　　“519”行情的赚钱效应，带动了不少股民加入到买股票的行列里来了；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四面八方的钱都涌进了股市。

　　在深圳，圆岭的小广场上曾建造了一座街头纪实雕塑群像，名叫“深圳人的一天”。记录的是1999年11月29日深圳街头上经过的社会各阶层人的形象，还雕刻下了有关这一天的各种生活数据，包括股市行情、农副产品价格、天气预报等等。其中就有一位职业股民——这与当年所发生的“519”大牛行情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职业股民的社会地位，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令人印象深刻。

　　到了2000年，股市投资更加深入人心。2000年一年的时间，新股民全年开户增加1320万户，全国股票账号总数接近6000万户。

　　据历年统计显示，1992年至2001年底，银行增加信贷累计8.6万亿元，然而同期沪深两个证券市场的融资总额为7700亿元，其中4200亿元是“519”之后所发行的新股。圈钱风随之而来。可以说，后“519时代”的市场特征之一，就是股市扩容。

　　20年风雨彩虹，中国证券市场一直在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然而，建立这间市场的社会成本也相当之高，超出大家的想象。有时，我打开股指的年K线图就不禁会想，这不是简单的K线，不是简单的技术图形，这是一张成本图，“铁板铜琶，大江东去”，如果让我套用一句戏词来说，“这不是江水，而是20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然而，再多的风雨，再高的成本，我们的资本市场也还是挺过来了，没有“被推倒”，这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不仅取得规模的发展，也实现了素质的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快速成长，如今已经是全球第三大股票市场、第一大期货市场。这是当年的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的成就。

　　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任重道远

　　□ 文 严义明

　　我最初注意到中小投资者权益在股市上不被重视是源自我的亲身经历。1994年，那个时候股市行情挺不错，身边很多朋友都劝我买些股票。当时我对股票是门外汉，因此买股票只能跟着感觉走。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我看中了一支股票，它当时的涨势很好。至今我还清楚记得，在它的招股说明书上写道，产品供小于求，价格将不断上涨，公司是为了扩大生产能力而发行股票。如果按这些资料来看，这个股票是很有潜力的，但没料到在买进之后，股票开始还涨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一直下跌。

　　经过我调查，发现事实跟他们叙述的不同，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实际上属于供大于求，价格一直在下跌而非上涨。经历这件事后，我开始注意到这种上市公司虚假陈述的现象特别严重。身为一名律师，我觉得应该为证券市场的公正和法治的建立做一点事情。之后我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告诉中小投资者应该学会维护自己利益的文章。

　　1998年，证券市场上惊曝红光实业骗取上市资格的丑闻，很多中小投资者被误导而血本无归。当时以上海下岗工人邵永德为代表的100多名购买了红光实业股票的股民来问我，受骗的小股东能不能获得赔偿？我当时心里也没谱，但我觉得上市公司出了问题，确实是侵犯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权益，我有责任去完善这些行为的民事赔偿制度，还广大投资者一个公道。

　　当时并没有股民起诉上市公司的先例，很多股民也觉得索赔无望，最终我作为11名原告的代理律师，向法院起诉红光实业和发行承销商国泰君安披露虚假信息。这是中国的小股东第一次因虚假陈述起诉上市公司，也是我第一次为维护中小股东的权益做出的法律努力。

　　不幸的是，当时法院以这应由中国证监会处理为借口而不予受理。1999年7月，《证券法》正式实施后，我们又多次起诉红光实业，但也没能成功，但这些起诉却开始引发了证券市场上关于公众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大讨论，也推动了中小投资者权益必须受到保护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2000年9月，银广夏造假被公之于众后，我在媒体刊登了《银广夏股东征集公告》，代表近1000名股东，起诉银广夏及为其出具会计报表审计意见的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要求民事赔偿。

　　反复起诉、征集投票权、运用《行政诉讼法》……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我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在200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下达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这意味着基层法院不能再拒绝受理类似的案件。这一年，红光案也终于落下帷幕，11位原告共获得约22.5万元的赔偿，小股东第一次从违规的上市公司手中拿到了赔偿。

　　之后，大庆联谊、银广夏等一批造假公司都先后被送上法庭，我也因此获得了“维护股东权益第一人”的赞誉。2005年4月，股权分置改革开始实施，解决了长期以来非流通股与流通股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的问题，但上市公司造假账、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并没有完全改变，中小股东的权益仍旧受到损害，如何从更高的源头来遏制？

　　我注意到了从2002年开始中国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也就是每家上市公司必须设立3名独董，其主要职责是监督大股东行为是否违规，维护中小股东权益不受损害。但在实际操作中，独董的选择和任命都是大股东决定，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基本丧失，而沦为“花瓶独董”或“聋哑独董”。

　　我决定发动一场“独立运动”：希望通过由中小股东提议选举独董的方式，让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具有真正的独立性。2005年7月12日，我发布了一份《致科龙电器全体股东书》，宣布将以持有100股科龙电器的小股东身份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计划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三项提案，第一个是罢免三位独立董事，第二个是罢免包括顾雏军在内的三位董事，第三个是自荐担任新独立董事。

　　在这些代理中小投资者维权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包括我本人也受到了很多非议，比如有些人认为我做这些事是为了想出名或牟利。但我并不后悔，因为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总要有人去努力推动，也因为这些点滴的努力而不断地改善。

　　现在让我回过头看中国证券市场20年，我觉得可划分为前15年和后来的5年。前15年可以说是极度混乱，对中小投资者充满掠夺和欺诈。这主要是因为证券市场是以国家为本位造成的。中国的证券市场从一开始的实验田到后来国家重点支持发展，最大的理由是因为证券市场可以募集资金帮助国企脱困。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大量严重亏损甚至已经停产面临破产的企业虚构利润，骗取上市资格。在这种情况下，中小股东处于做贡献和被吃的地位，不亏钱就算是烧高香了。

　　后来国有企业改革逐渐取得成效，这些情况有所改观，没有必要继续通过证券市场来让企业脱困，或者没有必要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同时在媒体、有良知的学者、中小投资者、律师各方面的努力之下，当然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努力下，虚假信息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证监会也提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的口号。上市公司的治理也在不断完善，包括前段时间的国美之争，双方都在公司章程下解决，这是很大的进步。

　　但到今天为止，证券市场的乱象还在继续，尤其是内幕交易。为什么内幕交易一直存在？因为一些券商或基金从业人员希望从中赢利，而且很不幸，大家都希望能找到捷径，坐庄、价格操纵和内幕交易就都来了。只有真正做到投资者本位，才是推动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证券市场法治和秩序的一个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