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见习记者 王存迎／文

　　索罗斯最近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题为“为什么无视全球经济历史威胁”的演讲。演讲内容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出困境；为什么全球经济仍然失衡；为什么欧元具有致命的缺陷；为什么通货紧缩仍具有更大的风险；决策者如何忽视了过去的错误。下面是该演讲的全文摘要： 我所使用的理论要点是：第一，理性的人们作出决定不是基于现实，而是基于他们对现实的理解，两者永远不会等同。第二，市场参与者的误解被传递为市场价格，从而又影响了其应该反映的基本面——这是自反性原则。这两个原则共同决定了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决策——这是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现实市场有一种走向极端的倾向，而不是在历史和理论的中点徘徊。在进化论中这种极端被称为“奇特引力”。 我的观点是：金融市场趋于走向这些奇特因子，而不是走向均衡。关于理论就先讲这么多，现在，我们转向现实事件的发展过程。 在2008年的崩盘中，不确定性达到了一个极端，使得市场轰然倒塌。但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当局进行了干预和管理，通过人工的支持以保持市场正常运作。回想起来，瞬间崩盘似乎是一个噩梦，但它的确是真实的，两年后我们还在承受它的后果。 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当一辆车打滑时，你必须把车轮打向反方向，以预防车祸。只有当你重新控制了汽车，你才能使得车朝向正确的方向。这正是金融当局处理崩溃的做法。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信贷和杠杆的过度使用。为了避免灾难的发生，他们必须避免信贷的急剧萎缩。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要用国家信用取代已经失信的私人信用。只有在金融市场恢复运作后，他们才能做相反的操作，并开始减少未偿的信贷和高杠杆。这意味着，他们短期内必须做的事情，和长期需要做的事情正好相反。 这一精妙操作的第一阶段已经成功完成。由于有毒资产被剥离或者获得了主权信用担保，金融市场差不多仍然正常运作。但是，第二个阶段正在陷入困境。经济复苏中失业率下降，主权信贷的信誉已产生了问题。如果政府现在被迫过早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会有一种危险，即经济复苏将停滞。这是因为超过四分之一世纪里所积累的不平衡还没有得到纠正。美国仍然消费过多，中国仍然是保持着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一个类似的不平衡也存在于欧元区内，德国处在盈余的位置。此外，美国的住房和商业地产泡沫尚未完全消除，在欧元区的银行也尚未得到妥善重组。私人部门去杠杆化正在进行，但还远远没有完成。在美国，问题存在于银行、企业和家庭中。在欧洲，问题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银行部门。 因为作为这次金融危机根源的全球性不平衡仍然亟待纠正，问题便出现了：政府债务达到多少就算是太多了？这是今天决策者面临的中心问题之一。 讨论下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那时，由安德鲁?梅隆和欧文?费雪率领的财政保守派遇到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率领的“叛军”。现在，意见的分歧使得不同的国家站在不同的阵营。财政保守主义的中心是德国，而凯恩斯主义主要位于美国。 意见上的冲突导致世界不同地区的戏路不同。难得的普遍一致是在危机的第一阶段，在2009年4月伦敦20国峰会上，达成的1万亿美元的一揽子救援计划。此后高潮已经消退，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出现。误区蔓生，他们使问题复杂化，因为纠正全球失衡问题极其需要全球的合作。 我将简要回顾一下主权信用的信誉如何在世界各地遭到质疑，然后我会谈谈“多少债务算过多”的问题。 主权债务首先在欧洲造成了危机，它们循环出现在欧元区内。但这场货币危机现实中更像是银行危机和经济理念的冲突。 欧元开始于一个不完善的货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一个没有政治联盟的货币联盟。欧元吹嘘有一个共同的中央银行，但缺乏统一的国库。 因此，即使成员国有着共同的货币，但主权信用仍是他们自己的。不幸的是，这一事实一直被掩盖，直到最近欧洲央行在其贴现窗口以同等条件接受各成员国的主权债务。这使得各成员国的借贷将有着与德国相同的利率，银行很高兴通过将弱小国家的政府债务放到自身资产负债表上，赚取这些所谓无风险资产的一些额外的便士收益。例如，欧洲银行持有超过1万亿欧元的西班牙债务，其中超过一半是由德国和法国的银行持有的。这些巨大仓位将危及欧洲银行系统的信誉，剥夺了他们调控的能力。 虽然银行继续增持导致危机的重债国家的债务稍显无能，但这是欧元区和欧洲央行的意愿，因为他们想为主权债务再融资。这导致了利率差缩小，而且反过来，产生了像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等国家的房地产泡沫。虽然有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收敛政策，但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在欧元区内产生了贸易赤字，而德国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成为了更具竞争力的国家，并产生了长期的贸易盈余。由于欧洲央行的折扣政策使得赤字国家继续以和德国几乎相同的利率来借款，从而减轻了他们纠正以前过激行为的任何压力。因此，欧元的引入应该为欧元区内部失衡承担间接责任。 经历过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已开始纠正其主要的缺点，即缺乏一个共同的国库。设立稳定基金离建立统一的财政政策还有很远的道路，但它是朝这一方向迈出的一步。会员国现在认为如果有必要，他们将不得不采取额外的措施。因此，这场危机高峰已过，欧元区暂时稳定。但庆祝还为时过早，因为新出现的共同财政政策是由德国主导的，但是德国拘泥于一个宏观经济稳定的虚假学说，只承认通胀是唯一威胁，而忽略了通货紧缩的可能性。 这种错误已经纳入欧元区的宪法。当德国同意用欧元取代德国马克时，它坚持建立强大的安全保障以保持货币的价值。因此，欧洲央行给予其不对称指令。此外，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包含一项条款，明确禁止经济救助政策，该禁令已被德国宪法法院确认。正是该条款让这次危机如此难以处理。 这使我想起了在欧元设计中的最严重缺陷，它不容许错误的发生。它希望成员国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却没有建立适当的执行机制。而现在，当几乎所有成员国都违反了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时，它既不存在一种调整机制，也没有退出机制。 现在，这些国家需要在短期内恢复到马斯特里赫特标准。更糟糕的是，德国不仅对较弱的国家坚持严格的财政纪律，而且也减少了自己的财政赤字。当债权国和债务国双方都在减少他们的赤字时，债务国就会在通货紧缩的螺旋里出现高失业率。失业、税收减少和消费量的减少相辅相成，并且不能被出口增加抵消，使得削减赤字的目标将无法实现，进一步紧缩将会出现。而且，即使预算目标已经达到，也很难看到弱小国家面对德国可以恢复他们的竞争力，并开始恢复增长，因为没有汇率贬值的帮助下，他们只能削减工资和价格，创造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将会使累计债务的负担更重。 德国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获得的减少赤字的经验教训与当前的情况有直接的矛盾。它可能将欧洲推向长期的停滞，甚至更糟。这也可能反过来造成社会动荡，而且由于不得人心的政策是从外部强加的，使得民意转而反对欧盟。所以欧元区的不对称指令，可能危及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 不幸的是，德国是不可能认识到的，它将继续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它的优势。德国是经济天空中耀眼的明星。它通过统一减少了劳动力成本负担，从而变得更有竞争力，获得了长期贸易盈余。欧元区的危机带来了欧元币值的下跌。这在其面临竞争对手日本时获得了优势。在2010年第二季度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9％。 德国认为它是做正确的事情，它也不希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欧洲，所有它想要做的只是保持它的竞争力，避免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钱袋子。不过，作为欧洲最强大和最有信誉的国家它现在是在司机的座位上。因此德国客观地决定欧元区的金融和宏观政策，而没有从主观认识到这一点。它在欧元区提倡的政策可能将欧元区送入螺旋式通货紧缩中。但德国人们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做得比别人更好，在结构僵化的制度面前其他人的困难只是被看为罪有应得。 在20国集团会议会谈前，奥巴马总统公开呼吁德国总理默克尔改变她的方式，但在会议上美国却向其他大多数国家做出妥协，同意在2013年将财政赤字减少一半。这可能是正确的政策，但它出现在错误的时间。 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不是出于经济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的考虑。美国没有欧洲重债国在债券市场上的压力，欧洲债务国必须支付高额的价格，才能从德国借到贷款。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已经下降，甚至接近历史低点。这意味着金融市场预期将来通缩而非通胀。 美国的压力完全是政治上的。民众对公共债务的积累深感不安。反对派共和党成功地将2008年的危机，以及随后的经济衰退和持续的高失业率归咎于政府的无能，并且声称当时的经济刺激计划是个极大地浪费。 这个责备里面有一些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它太片面了。2008年的危机中刺激注入是正确的，诚然，刺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要维持消费，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失衡问题。正如我刚才说的，政府在短期内必须做的，可能和长远要做的正好相反。现在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需要下降，但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也仍然需要，以防止通缩螺旋的产生。 在我看来，奥巴马政府的问题在于其对银行系统的保释，使得银行获得廉价资金，从不良资产的黑洞中走出。但这是个完全的政治性的决定，应该将注资化为银行的股权，但奥巴马政府认为，这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们会成为国有化的银行，这被称为社会主义。 但奥巴马政治决定的效果适得其反，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民众看到银行赚取丰厚的利润，依旧支付高额奖金，而他们深受其信用卡费用从8%跳到近30％的挤压。此外，政府当局已部署了所谓的“信心倍增计划”，以恢复信心，但失业率依然让人失望的没有下降。 政府正在采取守势。共和党竞选中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刺激，他们似乎正在赢得这场争论。政府认为它必须采取财政收缩政策，即使他自身认为时机可能为时过早。 我不同意这样的做法。我认为进一步的刺激是必要地。诚然，消费不能无限期地通过国家债务来维持。消费与投资的不平衡需要得到纠正。但在大规模失业的时候不能削减政府开支，这是我们在大萧条时的教训。最显著的解决办法是将财政预算中的投资和大众消费进行区别，调高投资的份额，减少消费的份额。 我不相信货币政策可以成功地取代财政政策。定量宽松政策更有可能刺激企业吞并彼此，而不是创造就业机会。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答案。 这给我们带来我刚才说的一个问题。政府是否还有余地进行财政刺激？多少公共债务算是太多了？ 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硬性的答案。我这样说，并不是回避，相反，我要作出一个重要的论断主张。对公共债务容忍度是高度依赖于参与者的观念和误解的。换句话说，它是自反的。 这里涉及一些变量。首先，债务负担不是一个绝对的量，而是债务与GDP的比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给定债务的债务负担越小。另外一个重要的变量是利率：利率越高，债务负担越重。在这方面的利率的风险溢价特别重要：一旦它开始上涨，赤字融资率变得不可持续的，需要再次确立。而再融资临界点的确切位置会不明朗，因为它依赖于当时的大众态度。 以日本的情况为例：它的负债率接近200％，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其十年债券的收益率接近1％。诚然，日本曾经有过高储蓄率，但它有一个老龄化和萎缩的人口，其储蓄率目前大约与美国一样。不过最大的不同是，日本有贸易盈余，而美国有赤字。但是，只要是中国不允许人民币升值，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中国的汇率政策迫使中国为美国不断的赤字融资。 日本的利率如此之低真正的原因是其私营部门包括个人、银行和企业对国外的投资兴趣不大，宁愿以1％的利率持有政府十年债券，并且不持有现金。随着价格水平的走低和人口老龄化，这些工具的实际收益在日本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只要美国银行借钱的利息接近于零，购买美国债务无需承诺权益，美元不对人民币贬值，那么美国政府债券的利率很可能和日本利率一样。 这并不是说，美国保持零利率并且无限期发行国债保持目前的不平衡是个稳固的政策。一旦经济重新开始增长，利率将上升，如果累积的债务过大，利率可能急剧上升，这将窒息经济复苏。但过早的财政紧缩可能会抑制复苏。 正确的政策是：尽可能快地降低经济不平衡，同时使得债务负担的增加保持最低。这可以从很多方面实施，但到2013年将财政赤字削减一半政策不是其中之一。在基础设施和教育方面的投资更有意义。操作美元温和通胀，实现对人民币的贬值也是一种办法。而由于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对财政赤字的误解是一种阻碍。过早的财政退出有可能破坏经济复苏，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本名捷尔吉?施瓦茨（GyoumlrgySchwartz），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籍犹太裔商人；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乔治?索罗斯号称“金融天才”，从1969年建立“量子基金”至今，他创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业绩，以平均每年35%的综合成长率令华尔街同行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