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2010招商证券论坛在中国重庆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新突破 新平衡——增长主题再思辩”，新浪财经图文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在“把握新机会”在这个议题中，针对“在这次的新的经济转型时期，我们的新的机会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先生做了演讲。

　　以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在“把握新机会”议题中的演讲：

　　石小敏：首先我觉得很幸运来这里，招商集团是我们大型企业开放联系最紧密的一个企业，由招商集团和重庆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论坛，非常及时，在这个时刻举办。我想陈志武先生已经表达了他一贯的观点，他主张更多的给市场、给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他一致的观点，他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包括各国经验比较的文章。我想就就新增长、新平衡、新机遇稍微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我根据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刚才国外的学者做的主旨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现在还没有解决，如果简化的话，以美国为一端，中国为一端，这个循环按照已有的旧的循环已经走不下去了，但是现在改革还不明显。作为中国来说，不能说是埋怨别人，能否从自身出发，对这个循环的改进多做一点事，多做一点努力。比如刚才我们谈到了像中国的M2这么大，有一块就是原来的旧的循环固然带来的。比如我们中央那么多美元，国家拿外汇储备做我们大银行的资本金，按照1：8比例，就可以放贷款，某种程度上，一女二嫁，人民币就多起来了。当然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整个相关联的证券和资本市场效率很高，各种资产的相互流动不那么顺畅，占用很大。使M2大，也是有一定关联的。这么大的M2，一旦市场化改进了，流动快了，当然对资产的价格和物价都会有影响。这个大循环的改进是各个调整走向新的结构的一个外部的条件。大家都在讨论，能否找出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我们是里应外合，就很难解决，就会有贸易战和汇率战。如果能够在一起讨论，自己努力，那么解决起来就会方便一点。

　　说到中国的时候，我想讲我们是在一个大环境下，这个危机爆发两年了，和危机联系最紧密的一个词语就是不确定性。但是两年过去了，这个不确定性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感觉有不少的确定性现在已经向相对的确定的方向走了。比如奥巴马上台以后，对小布什的政策发生的很大的调整，他执政的方向和战略相对比较明确，这点有确定性。比如为了解决经济危机，美国的经济总的战略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所谓负利率，负利率就是银行利率加一定程度的银行贬值，形成负利率。新增美元战略，解决现在的一个经济危机，解决未来的一个大产业，但是很难。现在还在讨论和酝酿之中。能不能这四年形成一个基本明确的框架，下一个四年开始政府和市场，就美国来说，开始共同实施呢？现在也看不清楚。而这个负利率是要靠银行的低利率或者零利率加上美元贬值实现，这是一个必然。不是说你抱怨就不实行了。这样的方针下，中国怎么办？中国也在考虑新能源，但是中国的讨论往往是实施方面有很多的缺陷，比如很多大的国企，讨论新能源的时候，形式是很多，但是实质上的改进，形成一整套战略方针的还很少。这个不确定性，就中国而言，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危机到来之前，我们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的经验不足。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方针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2008年的双防，到7月份的一保一控，到11月份、12月份的全力保增长。我们经过了一年多将近两年多的全力保增长，我们也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们靠投资拉动在以房地产为主的城镇化，房地产加基础设施为主的城镇化高投资拉动下，我们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率，9—10%的增长率，现在全球范围内是少见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增长方式，短期内就遇到难以为继的挑战。整个这样一个局面遇到了在各个方面似乎都触及到了它的一个零界点。如果再这样下去，有可能哪一天就泡沫破灭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调控到一个相对可控的状态，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增长就开始下滑，一年以2个点的速度下滑，我们的通胀一年两个点的速度在上涨。什么时候这两个碰头呢？我们曾经在08年9、10月份经济滑到了5—6以下，通胀上到了5—6以上，那个时候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深刻的挑战。关于增长方式，调结构，保增长，谁前谁后，谁重谁轻的讨论，已经讨论了一年。这次五中全会的一个很大的好处使这个确定性增加了，比较明确倾向性的政策语言告诉了我们今后的方针。相反这个速度，相对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确定性现在有了。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和欢迎的。另外五中全会还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延续性清楚了。紧跟着的一个政策就是利率调整，强化了整个这样一个未来方向的确定性。有人做评价，我们的这次利率调整，使我们短期的特别情况下的一种刺激政策回到了某种经验、常规的路上来。

　　那么我想谁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未来的增长要在发展模式的转换中进行。未来的平衡要在结构的调整中调整。但是调整结构谈何容易？调整结构必须从改革的突破中进行。但是我们感觉，恰恰是在大家全力保增长的过程中，改革方向比较清楚。这几年我们数了数真正的改革，真正含义的改革不多。有那么一点，比如林权改革，比如我们的新疆率先实行资源税。大的改革不多，因为有阻力。所以在某种情况下，政府主导或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政府主导，其实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但是决策不能利益最大化，不能被捆绑，被官僚、利益侵害，完全掌控。那么就有问题。要反映社会方方面面的要求，才能使一个决策向着一个更合理的方向走。所以我感觉可能结构调整还要束缚于改革，有些改革压力最大的时候可能就破茧而出了。比如我们的资源税为什么能够在新疆实现，因为那个地方的压力最大。所以酝酿了很长时间，就让他先试一步。提高民生我们遇到了多大的挑战呢？比如我们想过如果2020年未来十年，我们真正要实现全面小康，真正实现完善的市场机制，有两个硬指标是跑不掉的，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居民消费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一个就是我们的减排指标，我们已经承诺了，这两个是最硬的。可能要提10个点的比重上去，大概需要25—30个给农民减免税、加种粮直补的政策，我们这样的政策准备够不够？但是也有大的，一个就等于5个这样的政策的东西。我们已经提到了两项，一个就是我们聂会长提到的，如果土地制度加房地产这块，如果做一些制度上的突破，比如把我们的土地出让变成一个相对规范的土地增值税比如50%，一半政府拿来做公益，一半给农村集体和农民。那么在这个下面，农村的土地流转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小产权房的合法性交易就有可能确定，因为聂会长讲到去年我们9亿平方米的商品房，大有还有八九亿的小产权房，没有在法律保证的交易内。这块改革加上我们的住房体系的调整，住房制度的改革，这块至少要释放出来，在未来的五到十年，至少不低于五个给农民减税免费的政策。还有一块是服务业放开，包括我们的金融，服务业是未来大中专学生的主要的就业方向，也是整个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的一个抓手。服务业上不去，我们老是在制造业里徘徊，我们不能进入比较高的经济体制中。我们现在好象很有钱，都是上万亿的外汇，但是我们不能进入全球的金融体制了，我们很难参与到定价、评估这样的高级金融活动中，必须得放开。如果金融业能够放开，那么至少也得五个，农村减免税，积极的提高农民的生产种植。服务业放开，加上土地和住房制度的调整，这两个要同时搞，那么还有相互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拿到15—20个相当于给农民免税的政策。那么在未来提高我们消费10个百分点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需要酝酿，需要下决心，一定程度上需要突破特殊的利益。

　　而中国这么搞了，比如金融放开以后，我们外汇的持有性松驰，企业个人家庭都可以外汇，那么中国对国外的购买就会大大的增加，政府能买的民营企业都可以买，那么对全世界大循环的改善会不会有帮助呢？所以中国改革的推进，对世界新体系就是一个贡献，对我们自身就是一个贡献。所以我相信新的平衡在结构调整中，但是新的突破一定是在体制改革中。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