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2010招商证券论坛在中国重庆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新突破 新平衡——增长主题再思辩”，新浪财经图文全程直播本次论坛。四位嘉宾针对“把握新机会”这个议题展开讨论。

　　以下为“把握新机会”议题讨论实录：

   主持人：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在短暂的休息以后，我们下面进入第二项议题，把握新机会。下面有请第二场议题的嘉宾主持人，招商证券总裁杨鶤女士。有请。

    杨鶤：各位上午好。刚才前面第一组是探讨新的增长，探讨他们很多好的观点，大家已经欣赏和领会了。下一组就是要把握机会。这次在探讨机会的嘉宾里，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先生，重庆力帆董事长尹明善先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先生，赛富亚州投资基金首席合伙人阎焱先生。

    关于怎么样去把握新机会，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在我们这个论坛召开之前，刚刚是咱们中央的五中全会闭幕。在五中全会上，为未来未来中国经济的五年发展确定了治国方略，这就是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当中，实际上侧重在哪几个角度去着力、去抓工作也有了很多的明确的一些说法，其中包括像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民生的改善，还有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还有建设节能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还有大力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等等。我想今天我们在讨论会上，面对这样的一个新的发展环境的这样一个变化，这种结构调整的加速，大家最关心的也都会是我们新的机会在哪里，我们怎么样去把握。今天来的嘉宾有教授、学者，也有企业界的企业家，而且我们的尹明善董事长还是非常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观点。

    尊敬的陈志武教授，我们知道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市场建设过程当中，陈志武教授一直都是积极的参与，建言献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次的中国经济面临的转型的发展时期，我想您一定有很多的思考。特别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在这场的讨论当中，更想探寻的是在这样一个新的经济转型时期，我们的新的机会到底在哪里。你能够先简单的给我们讲一讲吗？

     陈志武：谢谢杨董，也非常感谢招商证券这次给我这么好的机会。因为招商证券大家从最近的华尔街纪录片中已经看到了，招商证券能够那么有远见，支持赞助并且亲自参与有长远发展意义的这样一个项目，推出华尔街这个纪录片。因为在中国过去这些年关于记录华尔街的阴谋论很流行，从从业的专家和从业者来讲，我们都知道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转型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阴谋论盛行以后，让我们这些对资本市场持正面立场的人带来了一些挑战。从华尔街解读的出现，至少我希望把这些方面的空气多少改变了一点，做了一些调整。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参与招商证券的论坛，非常荣幸。关于经济转型，调结构，调发展的方向，从原来追求速度转移到现在追求质量，要做这种转型，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的改革必须要进行。一个是民间社会从GDP增长中分享到的好处，必须要调整，要有提升。因为只要现在政府的征税权利不受到实质性的制约，让预算内的财政税收每年还是按照三倍于GDP增长速度增长，不加上国企业和其他企业，还有土地出让的收入的增长，即使不算那些的话，财政税收增长速度那么快，要强调转型要强调发展的质量，我觉得愿望是可以表达，但是实现的基础会很弱。所以要在十二五规划里，在未来的五年要真正达到转型的话，首先第一步就是让各个地方的人大常委会、财经委更应该拿起他们有的那些权利，对征税权利的不断扩张一些限制和制约。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过去两年多时间里，在金融危机期间，国进民退的趋势很明显的强化了很多，使得民营经济的空间不管是融资机会还是行业的发展机会空间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挤压。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有尹明善先生也在我们的论坛小组里，尹总所做的一切我知道面对的挑战很大。但是尽管这样，从他54岁开始，一直到现在照样能够把力帆集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发展壮大成为一个跨国公司，所以我也希望今后不止是在重庆，而且在整个中国经济里，有更多尹明善先生这样的拷贝，有更多克隆的民营企业家出现。但是更多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之前，我觉得不管是老三十六条，还是新三十六条的意愿表达了以后，有更多后续、实际的行动，使得新三十六条有真正的、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国家对金融行业的垄断地位如果不调整的话，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还是会继续受到很多的限制。只要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在国进民退的趋势下被挤得越来越多，那么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追求GDP增长的数量到质量这个愿望也非常难以实现。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当年的苏联还是当年计划经济的中国，也包括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我们从不同的层面和时期，都可以看到政府主导时期的经济增长往往在制造和基础设施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换句话说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实际上对于追求GDP增长数量是最有利的一种安排。但是一旦发展的方向从数量转移到质量的话，据我的考察，好象还难以找到世界其他国家，不管是以前还是今天，难以找到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模式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开始就讲这么多，主要是一些基础性的制度改革，包括对于征税权的制约控制，对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民营企业融资空间这方面，是不是能够有根本性的改变。再一个，在其他的经济结构，从地方政府在投资领域唱主角，从更多的民营企业唱主角的这些改革没有办法进行的话，那么十二五规划和刚刚结束的五中全会的表达的新的经济发展的目标会很难实质性的实现。谢谢杨董。

    杨鶤：陈教授讲到了在我们的十二五规划和五中全会中，大家有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经济质量的发展，过去我们一直在讲速度的发展，这次非常明确的提出了质量的发展。在提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陈教授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如果是靠政府主导来抓经济质量的话，往往是成效值得质疑的，按照过去发达国家的一些发展经验。如果讲速度，政府主导见效快，但是讲质量，应该给民营企业更大的一个发展空间。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也可以听一听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会长的看法。

    石小敏：首先我觉得很幸运来这里，招商集团是我们大型企业开放联系最紧密的一个企业，由招商集团和重庆市政府联合举办的论坛，非常及时，在这个时刻举办。我想陈志武先生已经表达了他一贯的观点，他主张更多的给市场、给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他一致的观点，他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章，包括各国经验比较的文章。我想就就新增长、新平衡、新机遇稍微谈一点自己的想法。

    我根据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刚才国外的学者做的主旨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现在还没有解决，如果简化的话，以美国为一端，中国为一端，这个循环按照已有的旧的循环已经走不下去了，但是现在改革还不明显。作为中国来说，不能说是埋怨别人，能否从自身出发，对这个循环的改进多做一点事，多做一点努力。比如刚才我们谈到了像中国的M2这么大，有一块就是原来的旧的循环固然带来的。比如我们中央那么多美元，国家拿外汇储备做我们大银行的资本金，按照1：8比例，就可以放贷款，某种程度上，一女二嫁，人民币就多起来了。当然我们整个资本市场，整个相关联的证券和资本市场效率很高，各种资产的相互流动不那么顺畅，占用很大。使M2大，也是有一定关联的。这么大的M2，一旦市场化改进了，流动快了，当然对资产的价格和物价都会有影响。这个大循环的改进是各个调整走向新的结构的一个外部的条件。大家都在讨论，能否找出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我们是里应外合，就很难解决，就会有贸易战和汇率战。如果能够在一起讨论，自己努力，那么解决起来就会方便一点。

    说到中国的时候，我想讲我们是在一个大环境下，这个危机爆发两年了，和危机联系最紧密的一个词语就是不确定性。但是两年过去了，这个不确定性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感觉有不少的确定性现在已经向相对的确定的方向走了。比如奥巴马上台以后，对小布什的政策发生的很大的调整，他执政的方向和战略相对比较明确，这点有确定性。比如为了解决经济危机，美国的经济总的战略一个是新能源，一个是所谓负利率，负利率就是银行利率加一定程度的银行贬值，形成负利率。新增美元战略，解决现在的一个经济危机，解决未来的一个大产业，但是很难。现在还在讨论和酝酿之中。能不能这四年形成一个基本明确的框架，下一个四年开始政府和市场，就美国来说，开始共同实施呢？现在也看不清楚。而这个负利率是要靠银行的低利率或者零利率加上美元贬值实现，这是一个必然。不是说你抱怨就不实行了。这样的方针下，中国怎么办？中国也在考虑新能源，但是中国的讨论往往是实施方面有很多的缺陷，比如很多大的国企，讨论新能源的时候，形式是很多，但是实质上的改进，形成一整套战略方针的还很少。这个不确定性，就中国而言，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危机到来之前，我们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的经验不足。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方针发生了180度的转变，从2008年的双防，到7月份的一保一控，到11月份、12月份的全力保增长。我们经过了一年多将近两年多的全力保增长，我们也遇到了一个难题。我们靠投资拉动在以房地产为主的城镇化，房地产加基础设施为主的城镇化高投资拉动下，我们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率，9—10%的增长率，现在全球范围内是少见的。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增长方式，短期内就遇到难以为继的挑战。整个这样一个局面遇到了在各个方面似乎都触及到了它的一个零界点。如果再这样下去，有可能哪一天就泡沫破灭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调控到一个相对可控的状态，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增长就开始下滑，一年以2个点的速度下滑，我们的通胀一年两个点的速度在上涨。什么时候这两个碰头呢？我们曾经在08年9、10月份经济滑到了5—6以下，通胀上到了5—6以上，那个时候的压力非常大。所以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深刻的挑战。关于增长方式，调结构，保增长，谁前谁后，谁重谁轻的讨论，已经讨论了一年。这次五中全会的一个很大的好处使这个确定性增加了，比较明确倾向性的政策语言告诉了我们今后的方针。相反这个速度，相对来说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个确定性现在有了。这是大家都非常关注和欢迎的。另外五中全会还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就是我们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延续性清楚了。紧跟着的一个政策就是利率调整，强化了整个这样一个未来方向的确定性。有人做评价，我们的这次利率调整，使我们短期的特别情况下的一种刺激政策回到了某种经验、常规的路上来。

    那么我想谁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未来的增长要在发展模式的转换中进行。未来的平衡要在结构的调整中调整。但是调整结构谈何容易？调整结构必须从改革的突破中进行。但是我们感觉，恰恰是在大家全力保增长的过程中，改革方向比较清楚。这几年我们数了数真正的改革，真正含义的改革不多。有那么一点，比如林权改革，比如我们的新疆率先实行资源税。大的改革不多，因为有阻力。所以在某种情况下，政府主导或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政府主导，其实有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但是决策不能利益最大化，不能被捆绑，被官僚、利益侵害，完全掌控。那么就有问题。要反映社会方方面面的要求，才能使一个决策向着一个更合理的方向走。所以我感觉可能结构调整还要束缚于改革，有些改革压力最大的时候可能就破茧而出了。比如我们的资源税为什么能够在新疆实现，因为那个地方的压力最大。所以酝酿了很长时间，就让他先试一步。提高民生我们遇到了多大的挑战呢？比如我们想过如果2020年未来十年，我们真正要实现全面小康，真正实现完善的市场机制，有两个硬指标是跑不掉的，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居民消费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一个就是我们的减排指标，我们已经承诺了，这两个是最硬的。可能要提10个点的比重上去，大概需要25—30个给农民减免税、加种粮直补的政策，我们这样的政策准备够不够？但是也有大的，一个就等于5个这样的政策的东西。我们已经提到了两项，一个就是我们聂会长提到的，如果土地制度加房地产这块，如果做一些制度上的突破，比如把我们的土地出让变成一个相对规范的土地增值税比如50%，一半政府拿来做公益，一半给农村集体和农民。那么在这个下面，农村的土地流转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小产权房的合法性交易就有可能确定，因为聂会长讲到去年我们9亿平方米的商品房，大有还有八九亿的小产权房，没有在法律保证的交易内。这块改革加上我们的住房体系的调整，住房制度的改革，这块至少要释放出来，在未来的五到十年，至少不低于五个给农民减税免费的政策。还有一块是服务业放开，包括我们的金融，服务业是未来大中专学生的主要的就业方向，也是整个产业升级的最重要的一个抓手。服务业上不去，我们老是在制造业里徘徊，我们不能进入比较高的经济体制中。我们现在好象很有钱，都是上万亿的外汇，但是我们不能进入全球的金融体制了，我们很难参与到定价、评估这样的高级金融活动中，必须得放开。如果金融业能够放开，那么至少也得五个，农村减免税，积极的提高农民的生产种植。服务业放开，加上土地和住房制度的调整，这两个要同时搞，那么还有相互的作用，我们就可以拿到15—20个相当于给农民免税的政策。那么在未来提高我们消费10个百分点是很有可能的，但是这需要酝酿，需要下决心，一定程度上需要突破特殊的利益。

    而中国这么搞了，比如金融放开以后，我们外汇的持有性松驰，企业个人家庭都可以外汇，那么中国对国外的购买就会大大的增加，政府能买的民营企业都可以买，那么对全世界大循环的改善会不会有帮助呢？所以中国改革的推进，对世界新体系就是一个贡献，对我们自身就是一个贡献。所以我相信新的平衡在结构调整中，但是新的突破一定是在体制改革中。谢谢大家。

    杨鶤：谢谢石会长，他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观点就是在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中，特别要处理好利益转移的公平公正问题。要突破特殊利益团体或者利益团体的一些特殊利益安排问题。那么这应该从说大的角度、宏观来说，这确实是我们政府在推动这项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要在宏观层面上解决好的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因为有了一个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有了各种新的增长方式的一些规划和安排，必定它会对一些新的机会、新的利益的产生给不同的社会群体带来新的思考。那么因此，处于市场上的各个竞争者也好，或者是监管者也好，或者是被服务对象也好，大家都会思考在这种新的模式下，我们的机会在哪里？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那么可以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新的经济模式的调整，会带来产业发展的一些新的方向的变化，会带来行业增速的一些分化，也会带来管理模式的一些变化。当然，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组的主题，探讨机会。下面请重庆力帆的董事长尹明善先生来谈一谈他的观点。

    尹明善：主持人好，大家好。如果陈志武教授讲的是美国的声音，石会长讲的是北京的声音，那么我讲的就是重庆的声音。这个阶段谈的是新机会，但是我首先感谢招商证券给今天整个论坛取了一个好的题目叫做新突破.新平衡。谈到新平衡，我们必须要反思旧平衡是什么，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前，全世界的平衡是什么，那个时候的平衡就是一个金字塔，美国的强大的金融在金字塔的高端，牢牢地压制着中国的低端，让我们的附加值低，利润少，员工的收入低。而且在他们的高端，他们的金融在拼命的发热，我们在低端，我们感觉非常的冷。从05—08年，人民币的贷款在收紧，存款准备金提了又提。所以美国金融的热和中国的金融的冷的反差造成了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也许我是无稽之谈，他们热得受不了，我们冷得受不了。所以现在要新突破，就是我们的金融必须热起来，因为美国已经开始出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们要从金字塔的下端向上面打。所以我下面就要说三个新机会，国家的新机会和今天邀请我的主人招商证券的新机会以及我们企业家的新机会。

    国家的新机会就是在金融上赶快崛起，把我们人民币做大做强。我们力帆是一个出口企业，我们经常被美元玩弄于鼓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看美国的脸色，让我们深受其苦。美元确实强大，强大到我们100辆摩托车，4万多美元，他就开动机器，轻轻拎几张钞票就把我们打发了。所以我们造什么东西，他们钞票一印，就换走了。我们和全世界都吃尽了大亏，所以欧洲的强国他们抛弃前嫌，结合起来搞了一个欧元，本来法国和德国是世代冤仇，但是最后他们结合起来共同搞了欧元。如果美元是少林，欧元就是武当，那么我们亚洲为什么不组织一个丐帮呢？很遗憾，日本人老是和我们中国人作对，所以亚元的成立是遥遥无期。那么我们退一步，搞一个中元，港澳台加中国的人民币，现在港澳台也有一定问题。刚才上一个阶段对我们M2钞票印得太多，颇有微词，其实我不这么看，中国人印这么多钞票，那是客观发展的需要。首先是我们企业要作大，我们人民币要走出去，不一定钞票多了，物价就要涨，是看你的钞票能不能用出去，比如津巴布韦，钞票用不出去。所以中国的钞票能够用出去，我们那么多出口，人民币已经在向周边的国家流通。我是全世界到处跑，我们港澳台不说了，就是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巴基斯坦都是欢迎使用人民币的。我们人民币印得多，我们就向外边扩展，总有一天，我们人民币就会国际化。所以我们要搞一个丐帮，我们中国首先把人民币做大，我们先带一个头，如果哪一天能够感召港澳台，哪一天日本人也觉得和中国合作是好，那么大家就搞一个亚元。所以中国的新机会就是拼命的把人民币做大做强，不能受美国美元的欺压。这是国家的新机会。

    招商证券今天是我的主人，我谈一下你们的新机会。金融危机以前，世界的银行花旗、汇丰等等，中国的工商银行什么都不算了。可是短短的几年，世界市值第一、第二、第三的是我们的工行、建行和第四名的中国银行。但是我们的证券还很弱，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证券做成我们中国的高盛，摩根史丹利，所以我们非常的祝愿我们把我们的招商证券做成中国的高盛、摩根史丹利。你们要扩张，重庆才那么几十家上市公司，我们重庆很人傻，以为上市很难。结果我们力帆上市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企业申请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的企业已经是很大的规模了，重庆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数以百计，所以招商证券可以到重庆当保荐人，把重庆的企业推荐几十个去。

    最后，说一说企业的机遇。我们企业最害怕的是金融冷，害怕收紧贷款。所以一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心里就紧张。钞票印得多我们就高兴，因为我们的贷款容易，上市容易，直接、间接融资容易，我们很多战略目标才能实现。你们不让我们贷款，我们非常的困难，钱也拿不进来，我们怎么发展。所以钞票印多了，我们企业家千万不要批评政府。有人说钱多了不管用了，你们太悲观了。改革开放以前重庆的小面一毛钱一碗，现在3.5元，好象物价涨了35倍。那么同志们，现在你们的生活比改革开放以前是好还是差了，今天我们穿的什么？改革开放以前又穿的是什么？今天是什么景象？不怕物价涨，只要收入的速度能够超过物价就行。所以这是一个挡不住的潮流，我们多发一点钞票，让企业多贷款，物价是会涨起来，但是我们的收入肯定会超出物价飞涨的速度。这就是我今天讲的国家的新机会，拼命把人民币作大，招商证券的新机会，你们要成为中国的高盛，我们企业的新机会，利用钞票印得越多，我们赶快到银行贷款，赶快发债，赶快去上市。最后我要感谢陈志武教授，陈志武教授所有的文章，每次讲话，都在帮我们民营企业呼吁。所以我们民营企业每次看到他都很亲切，看到他的文章都很感动，今天他也在鼓励我们企业，我要向他表示感谢。谢谢。

    杨鶤：尹明善董事长说得非常精彩。我想刚才尹明善董事长感谢了陈教授，不过陈教授可能对尹明善董事长的这番高论，也应该给一点评价吧。

    陈志武：谢谢尹总，尹总一直是我心目中最高的榜样，他的个人经历等等方方面面都是让我感觉到我个人的经历太一帆风顺，所以我非常的佩服。刚才讲到的很多话题是非常有意思的，也给我很多的启示。当然从另一方面讲，我也觉得为什么中国的人民币没有向美元那么强大，这是我们搞这一行的，也包括招商证券的朋友，我们应该去思考的问题。因为从购买力的角度来讲，还有从长久的方方面面制度、经济、政治的稳定来讲，这些方方面面最后综合到一个国家的货币，是人们不敢更多的持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像现在我们都知道的外汇管制那么严，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第一个要做的事，人家有了几个亿的人民币的收入以后，是不是可以非常方便的到中国境内买房地产、股票投资，这些自由流动没有放开的话，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民币更多的走出去，而是我们自己的这些政策还有很多其他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非经济制度导致人民币没有办法走出去。刚才尹总讲到，在大中华三个地区要实现统一的货币都很难。为什么难呢？大家知道台币到目前为止，不能和人民币变成一件事，港币和人民币也是继续分离，继续保留各自的空间。这些都是和制度有关系的。所以从尹总讲的，我们也可以看到，最终让人民币走出去的路程非常的遥远，这个遥远不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愿望，更多的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些政治制度、经济制度还有架构网、监网方方面面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个人觉得，从我们自己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以后，也许可以反馈回来，让我们要更多的进行刚才石会长讲的那些体制改革方面的这些要求。因为刚才石先生也讲到了经济增长，从数量转移到质量这些改变，从民间消费现在占GDP的35%上升到45%，这些要转型起来为什么那么困难，我刚才讲得太宏观了。我简单说一个很具体的一件事，比如今年暑假去东莞，东莞总的财政税收200多亿，一个镇财政税收给他们自己可以控制的大概有6亿多，当地的居民大概是6万左右，但是外地的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将近45万人。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在整个东莞市下的民办学校上学的大概近500万。前两年各个媒体给东莞市政府施压，这些农民工自己给整个东莞市的财政税收贡献这么大，但是他们的子女教育一分钱好处都不能享受，还要自己付学费。在压力之下，今年东莞市政府终于开始发了善心，在给500多个民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弟学校500多万个学生今年提供的补贴大概是1000万，每个学生每年补贴了2元钱。大家可以想象，中央方面的数量到质量的增长的愿望表达了，但是市政府的层面如果没有民主权利的监督机构去支配和引导，东莞市的财政开支到底往哪些方面花，没有办法引导政府更多的农民工从外地的户口转到本地的户口，这些方面又涉及到一些实际的利益和权利的制约的问题。这些方面改革没有办法进行的话，最后东莞市政府收的税收再多，也没有办法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愿望有是了，但是整个制度架构是什么，障碍不消除的话，愿望是难以实现的。

    杨鶤：谢谢陈教授，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行业布局的变化。对于搞投资的来说，自然也会对投资的侧重点有所调整。今天在座的还有置业的投资家阎焱先生，让他给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在新的形势下，新的环境下投资策略和选择会发生什么变化？

    阎焱：谢谢杨总。我在中国从来没有对宏观经济发表过评论，因为中国的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今天在台上讲话的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就像我们北京的每个人，都是政治学家。我现在的职业是赚钱，所以我想今天谈的是新机会，所以我说一下关于PE，也就是VCPE私募产权的事。在这个行业我已经做了15年了，所以应该说非常具体。

    在过去的两年，可能中国最热的一个行业和最热的一个职业可能是PE，大家看到很多的所谓公募基金人才的流失，都到了PE。所以现在是上至中央首长、地方官员，下到大街上的老太太，谁都讲PE。所以现在是中国最火的一个行业，也是机会最多的一个行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05年我们投资盛大的时候，很多人说我是疯了，包括我们的投委会，第一次也给我们否决了。但是过去的15年中，有一个关注的事，过去的十年中，尤其是VC这个行业，VC是增长性的资金。过去的十年，作为资产一类，回报是全球最高的。我们管理40多亿美金，我们过去十年，我们平均的回报做到了将近80%，79.6%，不光是我们一家，而是一批，比如IDG、CDH。同样在十年中，美国的前十名的基金的回报相比，大家大概是平均17.8%。所以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PE作为资产一类，大概比美国要高出4—5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么热的一个原因。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咱们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讲，宏观的我们谈中国经济，基本上一半是废话，一半是常识。所有的人，如果真懂经济的话，看一看陈志武教授的一本书《金融的逻辑》，基本上中国的很多人都不懂经济，主要是没有看陈志武教授的这本书。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天在会的人去思考，就是说在今后的五年到十年的机会，在今后的五年里，作为资产的一类，中国的PE是不是仍然能够保持高回报和高增长的态势？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从一个资产一类来讲，一定会比全球其他的资产回报高。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口多，内需在逐渐的增加，人口比较年轻，发达地区和内地地区有很大的不平衡等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其实今天大家很少谈到一个问题但是陈志武教授以前提到过。其实中国今天的资本市场是全球最无效的一个市场。在中国如果要产生100块钱的GDP，在美国需要发行80元的现金，在中国需要180元。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刚才尹总也谈到，其实中国到今天资本市场对民营企业的待遇是一个二房三房的待遇，基本上是资本对民营企业来讲，非常不利的。比如2009年国家4万亿贷款大规模向投资的时候，民营企业拿到多少？这也许是整个资本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拿到的却非常少。我们不需要钱，但是我们被银行逼着贷了400亿，因为银行知道我们能还，并且我们符合政策。如果我和尹总开一个公司，我敢肯定任何一个银行都会给我们贷款。由于资本市场的歧视性，所以去哪儿找钱，除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家人以外，就需要这种VC和PE的投资。所以在这种大规模经济的增长的同时，资本市场的无效性会给这些PE和VC提供了一个机会。

    我就讲到这里，由于今天时间有限，大家可以多思考一下。谢谢。

    杨鶤：谢谢阎总，阎总提到的这个问题，银行的资金一般是追逐安全、稳定的投资。那么要解决中国未来的这种新经济、新技术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需求，因为这样的一种发展需要的是有更高的风险承担度的这种资金的加入，那么确确实实中国在整个资金市场供给构造的过程当中，也在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大家看到了去年创业板的推出，今年还在探讨三板。实际上创业板大家知道，它也是在入门的门槛上，对企业基本具备的素质条件提得偏高的。因此整体上来说，在我们国家目前资本市场上，对于有迫切需要的资本形成的这样一种资金的供给，是不足的。那么PE基金的出现，实际上是在弥补这个空缺，而且发展的势头非常猛。我想发展的方向，也是符合我们目前整个国家的国策、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