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总量与经济增长匹配的情况下，经济中一个产品的价格上涨，都会出现其他产品价格的下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总量与实际货币需求时常会出现不平衡，货币总量的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出现价格的普遍上涨。

　　其次，工资的提升应该由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决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环境下，边际产品的价值由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和工资决定，单位产品的劳动时间下降了相当于劳动生产率提升了，工资也就提升。

　　在劳动力无过剩的二元经济体中，制造业和农业均需要劳动力投入，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数量有限，在劳动力市场平衡时，制造业和农业的每位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均相等。当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实际工资上升，工厂经理会以高于原来名义工资的水平从农业部门招募劳动力，劳动者名义工资均普遍上升。由于产品价格不变，所以实际工资也普遍上升。

　　如果农业劳动力出现过剩，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不会导致农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原因是工厂经理并不需要提升工资就可以招募到所需的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的工资并不会提升，产品价格也不发生变化。这个阶段，也是发生工资上涨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上涨速度的阶段，体现在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断走低。

　　在货币供给不过度的前提下，超出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那部分劳动力成本（主要是工资）上升不会导致通胀，反而会导致经济萎缩。这一点就如同金本位制下经济规律。中国目前正处于如同60年代日本推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市场一些机构会不自然地觉得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就导致了通胀的发生，因为日本就发生过。

　　60年代的日本，在战后高速增长十五年之后，遇到了“刘易斯拐点”。1960年池田首相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内容是在1961年至1970年将维持平均7.2%的年增长率，实际国民收入提高1倍。后来1961年成立的《农业基本法》主要目标为“提高农业生产率，消除其与其他产业的差距，并使农业劳动者增加收入，过上与从事其他产业不相上下的生活”。其后几年里劳动者收入不断上升，名义工资增长率超过实际工资增长率，超出的部分就是通胀率，而名义工资增长率来自于较低的资金成本、低税率和政府对于米价的高额补贴。日本的六七十年代存款利率一直低于通胀水平，同时日本政府购买大米的价格也不断大幅攀升，投入到农林畜牧业的财政投入增速在60年代前几年一直维持在20%以上。在财政支出大幅增加的情况下，日本M2出现超发现象，导致了从1960年开始消费物价以每年5%的幅度持续上升。

　　80年代的中国，粮食补贴也导致了通胀的发生。对于1980年的高通胀（年增7.5%），我们可以看出1979年的政府收购价格大幅提升、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财政赤字异常上升是主要原因，财政支出514.69亿中支农建设大概有90亿，而粮棉油价格补贴当年为79.2亿。因此可以看出价格补贴导致的财政支出增加，同样导致货币超发，引起1980年高通胀。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4-1985年和1987-1989年，在1984年和1987年物价比较稳定的时期，货币供给已经从1984年开始大幅提升，虽然到1988年期间供给增速不断下降，但1984-1986年的供给增速依然在25%以上。大量的货币供给，再加上粮食收购价格的上升，引发通货膨胀。

　　历史上也发生过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年份，比如2005年和2006年的煤气、电费、租金上涨等，但通胀是否被推高显然一目了然。总之，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导致通胀，只能到货币供给中去找答案。长期看，如果政府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么减税以及粮食价格提升都无法避免的，通胀也不可避免。短期看，目前外围主要经济体均再次实行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泛滥必然会流入国内，同时M2增速不低，货币供给的上行风险大于下行。因此控制货币供给已是控制通胀的不可缺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