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彩跃

　　面对经济下行和物价上行的“两难”局面，笔者认为，结构性调控政策要继续从紧不动摇；总量政策可根据新形势新情况作适当调整，增强弹性，适度放宽。要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基本前提下，通过持之以恒的差别化调控政策和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为经济长期稳定较快发展打下坚固的基础。

　　目前我国经济增速适度回落，有利于加快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短期内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是值得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度回落”的“度”如何把握？换句话说，8%是不是我们保增长的底线？厘清这一点，对于下一步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把握十分重要。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由较快增长向稳定增长过渡的关键时期，美国等发达国家复苏的步伐明显放慢、甚至有可能再次下行，内需增长开始减弱，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效应还尚未真正显现，这些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一旦形成向下合力，经济下行速度就有可能加快，其惯性作用有可能对明年经济平稳运行造成非常不利影响，季度增长率甚至有可能滑落到8%，或以下。从我国经济历次波动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率超过11%就容易出现过热倾向，而低于8%就偏冷，鉴于此，当前我们应将经济增长率适度回落的“度”控制在9%左右，即将9%作为下一步合理把握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中位线，三季度如果经济增长率稳定在9%以上、且下行压力减缓，宏观政策应继续以稳定为主基调。相反，经济增长率如进一步回落至9%左右，就应及早调整政策，阻止其惯性下滑。如果经济增长率降至8%政策上才作调整，其惯性作用有可能导致经济大落，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同时这样付出的代价将会更大。

　　未来通胀压力不可低估

　　目前国内有不少观点认为，7月份有可能成为本轮物价上涨的高点，未来我国通胀压力将逐步健小。笔者认为，目前还不宜对物价形势作出过于乐观的判断，未来通胀压力仍不可低估。

　　首先，目前CPI仍处于本轮价格的上升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物价经历了三次较大的波动。第一次从2003年1月CPI由负转正后到2004年开始加快上涨，到7月份最高涨幅达到5.3%，之后涨幅开始回落；第二次从2006年3月—2008年4月，CPI由最低0.8%持续上涨至8.7%；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次波动，CPI由2009年11月份由负转正后到今年7月份上涨3.3%。从影响这三次物价波动的原因来看，均是由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所导致的，都属于结构性物价上涨；从持续的时间来看，第一次经历了18个月的上升期，第二次为23个月，目前这次仅持续上涨9个月，且涨幅明显低于前两次；从所处的经济周期来看，第一波物价上涨正处于经济的扩张期，而第二波CPI从2007年一季度3%左右一路攀升至2008年4月最高涨幅8.5%，经济则已经进入收缩期，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一、二季度达到14%的峰值后开始逐季回落，但物价则逆势上涨，宏观调控政策从防止经济过热转向“保增长、控物价”。目前的情形有点类似于2007—2008年，所不同的是目前经济增长放慢并不是周期性收缩，而是经过前期强劲增长后的短期适度调整。通过和前轮物价波动比较，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作出本轮物价波动究竟会持续多久，涨幅会有多高的判断，但CPI不断在微幅震荡中上行的情况表明，本轮物价的上升期应该还没有结束，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其次，农产品价格仍面临一定的上涨压力。今年极端恶劣天气导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受到较大影响，部分农副产品减产，加上俄罗斯因干旱禁止粮食出口引发国际粮价短期上涨，给农产品价格走势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市场普遍担心今年粮食可能因自然灾害而减产，并导致粮食价格出现明显上涨，目前市场形成了很强烈的通胀预期，农民惜售、经销商囤粮，大蒜、生姜等价格轮番上涨，蔬菜、鸡蛋、猪肉、玉米等一些农产品涨势仍在延续。虽然我国粮食连续6年增产，库存充裕，短期内不会出现整个粮食价格的过快上涨，但我国前两轮通胀均是由于结构性农产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因此，个别农产品价格大涨有可能传导到大宗农产品进而引起整个消费物价上涨，对此要予以警惕。

　　其三，过剩流动性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也将带来价格上涨压力。在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流动性较为宽裕的环境下，不排除过剩资金对国际原材料及粮食等农产品价格进行炒作，输入型通胀压力有可能会增加。总结近年来国际市场波动情况，游资是国际能源、原材料和粮食及主要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主要推手，本次也不例外，国际市场价格如果继续上涨，将会进一步增加我国的通胀压力。国内方面，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股市信心不足，富裕资金也必然会寻找各种机会、制造各种概念、或利用个别农作物减产而对其进行炒作。此外，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传导到居民消费价格，形成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压力。

　　结构应从紧 总量可从宽

　　在“两难”增多的新形势下，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和物价上行压力；另一方面则要继续下大力气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和深层次问题。为此，宏观调控政策要在保持总体取向不变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控政策要继续从紧决不能放松，总量政策则可根据新形势和新情况增加弹性，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具体讲，总量调控方面，要保持经济“一揽子刺激计划”的实施力度在总体上不减弱的同时，优化政策工具组合，避免政策过度叠加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货币政策要在总取向不变的同时，针对当前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提高货币供给弹性，适度增加货币供给。为了保证收尾工程和在建及新开工项目资金需要，必要时信贷总量可适度突破年初7.5万亿计划规模。同时，即使在物价上涨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也要保持利率稳定，短期内避免采取加息等更加紧缩的措施。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民生领域和消费领域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

　　结构性调控方面，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不能轻易松动。目前房地产市场进入“量缩价滞”阶段，在房地产市场调控尚未到位的情况下，要继续落实好现有政策，坚持目前的调控方向不动摇，确保预定调控目标的实现，防止因政策松动导致房地产市场出现报复性反弹。与此同时，要继续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的投入力度，以有效弥补因房地产市场下滑有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产业政策要继续坚持“有保有压”。对产能过剩行业要严格坚持和落实年内不再审批、核准、备案“两高”项目等有关规定，继续严格执行差别电价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含量高、有发展前景的产业以及服务业要继续加大支持力度。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垄断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以促进我国经济在加快结构调整的同时继续保持适度平稳较快增长。

　　经济增长率如进一步回落至9%左右，就应及早调整政策，阻止其惯性下滑。如果经济增长率降至8%政策上才作调整，其惯性作用有可能导致经济大落，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同时这样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

　　宏观调控政策要在保持总体取向不变的情况下，结构性调控政策应继续从紧决不能放松，总量政策则可根据新形势和新情况增加弹性，不断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