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和《经济观察报》获悉，30日下午，遂昌县委宣传部及县公安局负责人已经前往北京，向因报道上市公司交易内部遭全国通缉的《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及报社当面赔礼道歉。

　　“我现在脑子里一片空白，这几天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我连续几天没有睡好。”仇子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的报道内容没有不实之处。”

　　撤销刑拘决定

　　近一个月以来，仇子明在其供职的《经济观察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质疑上市公司凯恩集团在上市过程中涉嫌非法侵占国有资产、通过他人伪造土地使用权从上市公司套取资金等问题。凯恩股份以商业信誉被损害为由要求遂昌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根据仇子明公开发表文章的内容，遂昌县公安局认定仇子明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对仇子明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

　　丽水市公安局调查核实后认定，目前对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7月29日上午10时，遂昌县公安局撤销了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丽水市公安局局长陈钟说：“丽水警方将对该案件办理情况作进一步调查，查明情况后追究相关责任。”

　　各界热评事件

　　遂昌县县委书记葛学斌向记者表示：“有关部门将严格以法律为依据，公开透明处理此事，欢迎社会舆论监督。”

　　《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刘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丽水市公安局在很短的时间内作出反应，纠正了错误，报社对此表示赞赏。该报副总编辑王胜忠则认为，仇子明被通缉事件在中国记者维权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接受媒体的监督，是上市公司、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都应该履行的义务。但在现阶段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对此的认识还很不够，甚至出现了利用司法力量打击记者的事件。”王胜忠表示，“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制度，切实保障记者的合法权益。”

　　“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属于公共领域的范畴，应当给予更有力的支持和保护。”京衡律师集团律师李道演认为，凯恩公司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应该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而仇子明的报道是正常的职务行为，如果凯恩公司认为报道失实可以对《经济观察报》提起名誉侵权的民事诉讼。此事折射出中国现行法律对媒体和记者保护的缺失问题。

　　“记者进行合法的舆论监督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当前出现用刑事罪名来起诉履行职业行为记者的事件，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浙江大学教授沈爱国表示。

　　沈爱国建议，应对媒体及媒体从业人员在什么情况下触犯法律做一个界定，以起到保护记者，规范舆论监督的作用。　　　　　新华

　　道歉现场

　　20分钟道歉会警方特意穿警服

　　南都讯 特派记者纪许光 昨日，获悉警方即将赴京向经济观察报社及仇子明本人道歉的消息，多家媒体将经济观察报社围了个水泄不通。各路记者从下午2时(浙江警方登机时间)苦等至下午6时仍没能见到遂昌警方的“特使”。一部分媒体无奈撤去。

　　南都记者在稍晚的时候获悉，原本定于在经济观察报社内道歉的谈话会因为媒体记者众多，临时被安排到距离经济观察报社百米之遥的国林宾馆举行。下午6时30分，仇子明在其上司的“护送下”离开经济观察报社前往接受道歉。

　　几经周折，南都记者成功进入谈判现场。在国林宾馆一楼的茶室内，三张小桌子被临时拼凑到一起。风尘仆仆赶到的浙江遂昌警方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一行5、6人与经济观察报社高层和仇子明本人进行了间断的交流。

　　似乎是为了体现正式性，身着便衣的浙江省遂昌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建华在一众《经济观察报》高层的目睹下，突然提出，要穿上警服，以表示当地警方对此次道歉的重视。并与一直沉默不语的仇子明握手，一旁的浙江遂昌县宣传部部长和一众来者向经济观察报社口头表达了歉意。

　　除了以遂昌公安局名义向《经济观察报》和仇子明道歉之外，李建华说，此次仇子明被通缉，系由凯恩集团名义报案。他们在立案和程序上确实存在“强制性刑事措施不合法定程序”的问题。并表示其上级主管公安机关正在对此进行调查，将全力配合上级调查，相应人员是否涉及渎职等问题，有待上级调查结果。

　　仇子明沉默应对，对自己连续多日遭受的精神压力和其家人的种种不堪向在场的遂昌县警方及政府工作人员做出了说明。《经济观察报》高层对浙江遂昌警方和政府方面道歉的举动给予谅解。但他们同时也指出，解除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案件的完全终结。经济观察报社对该案和今后其记者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忧。李建华等人表示将向上级汇报，但并未明确表示“结案”或“销案”。

　　实际上，在遂昌警方赶到北京前，仇子明已经决定原谅他们。在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仇子明用“善良”和“宽容”来形容自己。他说，准备对来人给予谅解，至于由于巨大精神压力导致的民事赔偿，他暂时也没有打算向对方索赔。

　　“舆论监督是媒体的核心价值所在，今后，我会和大家一起，继续奔跑在新闻现场。”仇子明在面对南都记者的镜头时，向全国新闻同仁和关注事件的人们表达感谢之情。

　　20分钟后，一场正式的道歉仪式结束。仇子明因为连日奔波，被要求暂回住所休息。那个瘦小的身影，消失于京城茫茫夜色。

　　争议调查

　　中国记协回应“假记者”质疑

　　表示行内所说的“署证”申请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

　　南都讯 特派记者纪许光 南都记者注意到，一些媒体在昨日纷纷对仇子明的记者身份是否属于合法提出质疑。在一些论坛甚至纸媒上，这些媒体均将矛头指向仇子明的记者身份。在一些网站上，一些同行称，经过在中国记者网查询，《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名录里，并没有仇子明的名字，一些人们据此指责，仇子明系假记者。

　　对此，中国记者协会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单纯以此推断一个记者身份的真假有失公允。由于记者证申办时间较长和一些法律法规的约束，行内所说的“署证”(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版记者证)申请不是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因此，目前中国媒体从业人员面临的实际情况是，许多一线采编在册职工或者聘用职工均不能按时拿到署证，但这不能成为影响记者采访工作的主因。

　　而经济观察报社社委、副总编辑王胜忠对此也表示愤慨，他说，当前中国媒体人和一些政府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角色自我认知失衡”。一些社会公众对相关法规不了解，便妄下定论，实在令人失望。而一些媒体同行的举动也令人遗憾。

　　“仇子明的多次采访均有本报开具的正式介绍信。”经济观察报社华东区负责人刘兆琼说，他们从不认为仇子明身份有问题，相反，仇子明的多次采访均系公务行为，并无不妥。

　　回忆

　　仇子明的 七天逃亡路

　　南都特派记者 纪许光 发自北京

　　上海巨鹿路一间时尚酒吧里。仇子明喝下两瓶啤酒。几个小时以前，他失去自由身份。成为地道的“通缉犯”——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凯恩股份黑幕惨遭公安全国通缉。他需要整理一些思绪。比如，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朋友，是可以被信任的。最终，他得出10人的名单。这里面，大部分是“美女”。

　　仇子明说，他看过《越狱》第二季，他说，自己很清楚，在被通缉后，只有选择逃亡。同时，作为调查记者兼《越狱》的研究者，他知道如何应对一些公安的侦查。比如，在逃亡的时候必须换掉手机。电池、SIM卡、机身必须分开藏匿。因为，电影《越狱》中那些最终被擒获的犯人们，正是因为手机被锁定而身陷囹圄。

　　在逃亡期间，仇子明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李幺傻的《暗访十年》还有一本是夏草先生的《财务揭黑》，7天时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严重的失眠和读书上。看书，可以缓解惊恐的情绪，同时，也可以加强他的职业素养。

　　在到达酒吧之前，他把原来的手机分拆了。机身、电池、SIM卡被分别藏在三个不同的角落里。法学硕士毕业的他很清楚，自己的通缉被撤除，是迟早的事情。只是此刻，他需要合计一下，谁可以收留他。

　　在逃离住所之前，仇子明全部身家，在购置了一部新手机和手机卡之后，只剩下300元。这对一个逃亡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

　　“最终我选择了A美女，她收留了我。”仇子明说，那个夜晚是此生度过的最为痛苦的一夜。7月27日当晚9点多，A美女把他安置在一个偏房里将就了一晚上。为了不连累A美女，他在第二天决定离开，四处筹措之下，他借得2000元现金。

　　在后来的数天时间里，那10个可以被信任的名单上的人们成为仇子明暂时的避风港。晚上，他在这些朋友处栖身。白天他常常徘徊在上海徐家汇附近的一些咖啡厅里。在这里，不会有人查身份证。只要支付得起几十元的小费，他可以找到片刻的安静。

　　“每天都会给家人报平安，有时一个电话，有时两个电话。”仇子明说，没有人能抓到他，在每次通话之后，即关掉手机，同样是电池、SIM卡、机身分离。且每次通话都不会超过3分钟。

　　这位年轻的记者说，除了愤怒之外，他开始焦灼，自己需要盘算太多，比如今晚该去谁家里“蹭住”，比如该怎样和报社领导汇报。他也想过逃离上海，但飞机、火车、甚至走在大街上都有可能被盘问，无奈寻则放弃。所幸，通缉事件在强大的舆论关注下迅速终结。

　　“感觉子明全家都很恐慌，这次事件，对他们伤害太大了。”刘兆琼说，通缉令被撤销后的当天下午，仇子明回到华东区采编办公地点所在地。当时的仇子明整个人已经极度憔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