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前名

　　内需增长存在下降趋势、市场投资还没有全面恢复、房地产投资存在较大下滑风险、出口高增长难以为继——时至年中，中国宏观经济的复杂性仍未减弱，经济减速风险又成为新情况。

　　在受访专家看来，虽然下半年经济增速的放缓，并不代表会出现明显滑坡，但上述变化依然值得引起重视。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把握好调控的基调和尺度，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对下半年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提出的严峻考验。

　　“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由住、行等消费结构升级活动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也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主要内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的张立群谈到，随着经济持续回升和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变，今年以来危机应对型政策已开始向常规型政策转变。

　　在“常规型政策”中，结构调整无疑是重中之重。专家指出，虽然“调结构”是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的重点，但在危机中“保增长”的大背景下，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倒有所恶化，产能过剩就是典型之一。这其中，既包括钢铁、建材这样的“老面孔”，也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这样的“新成员”，甚至有学者疾呼“现在已很难找到产能不过剩的行业了”。

　　实际上，产能过剩背后反映出许多地方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以及过度重视发展速度，而忽视了质量的提高。

　　从今年上半年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来看，“调结构”甚至已经取代“保增长”，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对此，张立群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努力。而‘调结构’无疑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对于相关政策，他建言，财政政策应由扩大支出和结构性减税并重，向稳定支出和加强税收结构调整；货币政策则由着重于“宽松”转向着重于“适度”。同时，财政货币政策调整的步伐不宜过大，要高度警惕政策调整引起的较大波动。

　　具体而言，财政政策方面，宜逐步收缩政府投资规模，同时预留必要的回旋余地，为应对需求较大幅度下滑做好准备。应当主要依靠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严格防止提高税赋总水平的倾向，积极为企业投资、居民消费创造良好财税环境。

　　货币政策方面，今年以来控制新增贷款的力度较大，数量型货币调控措施比较集中，货币信贷增长较快向常态化方向回归，M2、M1同比增速持续降低，市场利率有所上升。基于资产泡沫风险缩小、通胀压力减轻，以及企业融资难有所发展的情况，货币政策宜在目前基础上保持稳定，不宜继续加大收缩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