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勇

　　始于去年底的新一轮楼市调控政策，目前造成了两个暂时性后果：在资本市场上，金融地产股一泻千里，拖累大盘持续下行；在实体市场上，楼市成交萎缩，房价扑朔迷离，市场观望气氛浓厚。

　　作为“有形之手”的政府调控政策既然师出有名，其发力也应以具体的目标为归宿。因此，设立明确的目标，是楼市调控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反观我国的楼市调控政策，其目标要么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要么是“将房价保持在合理的水平”，缺乏明确的数字化界定，导致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于楼市的调控目标有不同的弹性解读。

　　以明确的数字化界定作为政府经济政策（其中也包含调控）的目标，是现代经济管理的通例，也为我国政府所接受并付诸实践。譬如，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我国政府提出了“保八”的GDP增长目标；在2010年初，为了管理通胀预期，我国政府又提出了将全年CPI增速控制在3%左右的通胀管理目标，这些举措，既兼顾国内外经济大势，又符合现代经济管理规律，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在我国截至目前的多轮房地产调控中，政府始终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数字化目标，的确令人费解。

　　楼市调控的目标不明确，调控的责任就难以落实。怎样才算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是将房价同比或者环比增速控制在30%、20%、10%，还是5%以内？不明白；怎样才算是“将房价保持在合理的水平”？是每平米房价控制在2万元或者1万元以内，还是每个家庭10年或者20年的收入能够买一套房子？不清楚。在此情形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等部门很难 “拧成一股绳”以合力攻坚，而是各自理解、各自为政；与此同时，对相关主事者难以实施刚性考核和监督，因此，楼市调控政策很容易被架空，最终归于失败。

　　楼市调控的目标不明确，还会给市场带来系统性风险。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因为不知道楼市调控的明确底线，投资者从地产股和银行股无节制地撤退避险，导致相关板块急剧走低并拖累大盘一蹶不振，造成A股市值快速蒸发和股票投资者资产严重缩水。对于实体房地产市场而言，买方和卖方都会因为暧昧的楼市调控目标而选择观望：卖方从既有经验出发，怀有“僵持之后就是胜利”的想像；买方则“不到黄河心不死”，捂紧腰包等机会。于是，楼市成交低迷，地产中介大量关门。土地交易随之萎缩，在建楼盘减速，为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健康运行埋下隐患。房地产上下游行业也受到牵连，日子难过。

　　楼市调控的目标不明确，最终将损害政府的威信。因为，民众可以据此怀疑政府对楼市的调控决心和能力，甚至怀疑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是利益共同体，政府建立在“执政为民”理念和实践上的威信，将有可能因此受到挑战。

　　殷鉴不远，前几轮楼市调控失败的教训，应该汲取。在本轮楼市调控进入拉锯战且成效尚未充分彰显之际，决策者若明确提出数字化调控目标，仍为不失时机的补牢之举。笔者相信，楼市调控数字化目标制的实施，将对民生的改善、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房地产市场回归健康轨道以及资本市场的企稳向好，产生积极的助推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