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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潘向东

　　改革开放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原动力：一个是国际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需），一个是城镇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内需）。08年的金融危机，让我们的国际化进程遇阻。为应对此危机，国家启动了4万亿刺激计划，刺激计划只是短期应急的权宜之计，毕竟一个经济体不能实施长期刺激，也没有哪个经济体有如此多的财力支持长时间刺激。“是药三分毒”，刺激政策容易让经济体呈现资源错配的“畸形”。因此，刺激计划能否成功避免经济周期步入衰退取决于内外需的快速恢复，让他们承接住经济刺激后的增长重任，即两大增长的原动力有其中一方面能得以快速恢复或发展：其一，刺激计划完成后，外需得以恢复；其二，刺激计划完成后，民间资本参与的城镇化进程能得以快速发展。

　　由于一些西方主要经济体增长的原动力缺乏以及欧洲一些经济体历年来持续的赤字财政导致当前面临主权债危机，当前的外需恢复是属于全球刺激后的短期反应，很难具有持续性，未来两三年依靠外需来拉动中国经济预计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因此，未来几年拉动中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重任就落在城镇化加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当前进一步刺激城镇化显然会遇到房地产泡沫化的困境，要打破这一困境，唯有变革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制度缺陷。否则，重复以往的调控模式，政策的再次放松只会形成地产的再次泡沫，而且由于这一市场的参与群体对这一制度缺陷的适应性已能做到游刃有余，这会导致调控周期缩短，从而导致增长缺乏持续性。

　　当前的房地产供给市场是偏畸形的。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下，房地产商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多拿地、慢建房”。因为预计土地价格上涨，并且地方政府也希望土地价格上涨，那么拥有地地所获取的利润是巨大的。这从近年来的土地价格走势可以看出，从05年以来，土地价格总是不断往上涨，哪怕08年的调控土地价格还是往上涨，根本没有同比往下走的趋势。看新开工的情况，开发商总是在交易量放大之后才考虑开始建房，因为房价上涨后的调控风险在不断加大，房地产开发商为抵御未来调控遭遇现金流的风险，就采用低库存的方式来获取稳定发展。这在供给市场上就表现为土地的拍卖面积与建房土地开工面积严重不匹配，即形成供给市场的畸形。由于房屋的库存就是两三个月，一旦国家抑制需求的政策放松，那么由于供给不足，房地产价格又出现暴涨，导致国家又被迫再次进行调控。

　　作为政府而言，调控房地产价格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措施应该集中于如何促使房地产市场进入良性健康发展的轨道。房地产市场变革制度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和改变当前房地产开发商靠土地增值获取暴利的盈利模式。要进行土地财政制度改革，首先进行的是在持有环节开征税收划归地税（当然只对多套房拥有者征税），也就是为地方政府寻找到新的收入来源来充抵土地拍卖减少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减少。以此税源作抵押，地方政府短期内可以避免土地收入减少所带来的财政冲击。如何严格和提高土地增值税，自然成为治理供给市场的关键。唯有此才能改变房地产开发商的盈利模式，改变他们由当前的依靠土地增值获取超额利润变为只有通过规模化建房才可获取超额利润，这样供给市场才可有望得到释放。

　　由两大原动力派生出来的所谓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红利等一系列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成为当前经济讨论的主题。所谓产业结构升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技术的发展使当前的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升级；其二，通过消费的拉动使经济增长由当前倚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升级到倚重消费的增长；其三，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逐步取代当前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增长模式。制造业的技术升级路径无外乎两个：其一依靠海外技术的引进，其二依靠自主研发。在海外还没有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和对我国进行技术出口限制的条件下，以及当前的教育状况，要快速实现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可行性较小，显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增长升级到倚重消费的快速发展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这一转换有一前提条件：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得以提高。这就需要在就业相对充分的条件下实现工资快速增长，但假若外需和投资出现下滑，就业问题必将显现，那么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必将遇阻。

　　“富士康”事件的出现，就业市场一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口红利的终结似乎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的现实问题。其实人口红利的消退是一缓慢的过程，不可能在某一时间点得到集中体现。假若劳动力紧缺，那么一些员工就不必为低工资去选择“跳楼”和“罢工”，因为他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既然劳动力紧缺，那么可以考虑换单位来实现工资的上升。迫于无奈的选择“跳楼”和“罢工”，完全是由于房价和生活品价格的快速上行，导致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成本急剧加大。此种条件下工资的上涨完全是由于宽松货币后导致物价上升的延伸。

　　因此，要打破未来内忧外困的局面，唯有决策当局进行制度释放，通过城镇化加快可实现未来经济三至五年的平稳发展。若如此相对应的资本市场有望迎来转机，重新步入“牛”的格局。但随着短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在逐步加大，在此环境下去实现制度变革带来的短期阵痛，确实需要考验决策当局的决心和信心。若还是重复以前的调控模式，那么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将面临挑战，迎来的将是持续的低增长，相对应的资本市场面对的将是“熊”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