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各国经济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魏本华／文

　　自2009年底以来，希腊债务危机时刻扰动市场心弦，经过几个月的磋商，IMF终于决定与欧盟共同救助希腊。同样，在上世纪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中，IMF也都出手援救，使危机得以化解。

　　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的作用不断加大，但IMF的话语权却几乎完全掌握在欧美主要大国手中，极大地影响着IMF的公平性。发展中国家没有在IMF中被充分代表，并在IMF进行更严格监管的过程中受到不公正对待，从IMF借款变得更受限制。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者的初衷，IMF的援助决策应该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的实际需要。但最近20多年来的IMF援助却受到主要大国利益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IMF救助行动非常迅速；而亚洲金融危机时，IMF的救助就要迟缓得多，而且援助的附加条件也非常苛刻。

　　而发达国家经常无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试图通过七国集团（G7）或其他规模更小的国际讨论会，找到货币和金融问题的解决办法。由于IMF缺乏对监管全球金融领域稳定及资本账户政策的明确授权，这也降低了IMF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目前，IMF中所有成员的总份额为价值2124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执行董事会每五年审查其份额大小的合理性。G7占据了45.27%的份额，其中美国就占据了17.09%，11个其他OECD成员国占据了14.4%的比重，而2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仅占24.72%。

　　经过多方努力，IMF份额的计算终于有所改进。过去计算GDP的时候，购买力平价是不起作用的，一律是按照市场汇率，而发展中国家用购买力平价计算GDP会相对有利。IMF已经承认在计算时，市场汇率的GDP占权重60%，购买力平价的GDP占40%。

　　在IMF成立时，国家不分大小，每个国家都有250票，这在当时的总份额中占了11.3%。但是随着IMF不断增资，基本投票权占比已经下降到了2%。IMF已经通过决议，要求基本投票权至少保证在5.5%。

　　从IMF的高层人事安排上看，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较弱。IMF的总裁一直是欧洲人担任，第一副总裁由美国人把持，日本人一直担任一个副总裁，另一个副总裁由发展中国家人员担任。

　　如果能够增加一个副总裁，把目前“1+3”的结构变成“1+4”，发展中国家应该努力占据两个副总裁的职位，这才有利于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管理层结构。

　　最近世界银行通过了改革方案，给发展中国家一共整体上增加了3%左右的投票权，中国从2.77%增加到4.42%，成为第三大世界银行股东国。说明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要让IMF在这方面发生转变要更困难一些。

　　由于美国具有17%的投票权，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事务都必须获得85%的选票才能通过，所以美国具有绝对的否决权。

　　怎么打破一国否决很重要，能不能把85%的通过选票往下降，降到70%或者75%？在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上，IMF需要两重通过的机制，不能光计算投票权，还要求在成员国的个数上，至少代表一半以上或者60%以上的国家，充分尊重小国的意志。

　　现在IMF内部和外部，都在对IMF的改革做相关的研究，我们对这些研究意见应该充分的考虑，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应该积极的参与其中。中国如果要是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首先要了解把握其他机构的研究情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努力争取。

　　作者为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