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

　　王岐山副总理3月5日对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发表谈话，引起投资者高度关注，认为高层在此时关注市场承受能力，是对市场的呵护。

　　据人民政协网报道，他在3月5日出席人大山东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2009年很多银行信贷量比较大，资金放出去之后，导致银行资本金不够，需要融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说过农业银行今年要上市，农业银行融资2000亿元，工中建交四个银行也需要6100亿元的资金，加起来已经超过8000多亿元，整个市场容量受不了”。

　　在王岐山发表谈话之后，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就上市公司再融资表态说，再融资并非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第一选择，希望银行尽量考虑使用留存利润、向老股东配股、可发行次级债和可转换公司债等方式补充资本，最后如果还不能满足资本需求，再通过定向发行和公开发行募资。证券监管层的谈话与王岐山的表态一脉相承，受到投资者欢迎。

　　事实上，早在2009年底，有关银行业可能有5000亿元融资需求的传言就曾一度形成焦点。2009年11月22日，有媒体称， 银监会创新监管协作部李伏安主任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今明两年银行对资本市场的需求非常强烈，并预计银行业明年融资需求将达5000亿元”。

　　当天一早，李伏安及银监会相关部门相继澄清说，近日部分媒体有关明年银行业融资需求数额的报道系为银监会创新监管协作部李伏安主任语义表达的误解，中国银监会也从未发布过相关数据。

　　而此之前，一则“银监会拟对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3%”的传言被市场迅速传播。甚至有媒体还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中国银行正计划与投资银行接触，融资约1000亿元，而包括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在内，上述三大行也已将准备好的融资建议知会监管当局。11月24日晚间，银监会就曾发布公告紧急澄清，“银监会并没有对商业银行进行信贷规模控制以及对大型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至13%的要求。”

　　由于2009年银行业信贷投放的大幅扩张，使得商业银行资本消耗过大，平均资本充足率迅速下降；另一方面，监管层从风险监管的角度出发，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更为严格。传闻总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媒体报道和业界的议论说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确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妥善解决。

　　显然，这个终究需要破解的问题受到了上至国务院领导下到银行以及投资者的充分重视，而各方特别是高层在看待这个问题时，把股票市场的承受能力考虑进去，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无论解决银行的改革发展问题，还是处理资本市场的遗留问题和新的矛盾，都需要本着统筹兼顾、远近结合的原则，按照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公众的可承受程度相统一的原则，加以推进。2009年10月26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也从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经验出发，强调“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市场可承受程度相平衡、相协调，统筹兼顾市场各方利益，逐步推动解决市场深层次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坚持不懈地走符合我国市场实际的改革发展道路”。

　　201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很多，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而应对挑战、推进改革、稳定发展，尤其需要做到三“度”统一。其中，作为人们信心标志的资本市场，一样需要呵护。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二位，由此产生的“成就感”也可能诱发盲目乐观，比如认为中国股市可以承受更大的融资需求，可以不断扩张规模。有的上市金融公司就是如此，动辄找二级市场融资。尽管我们最终要让市场自己决定是否接受各类融资要求，但宏观管理和宏观导向也不可缺位。

　　王岐山副总理的表态正是对金融机构以及资本市场实施宏观管理、进行宏观导向的体现。所以，此番“整个市场容量受不了”的表态，应当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在此不得不说的是，对于推出呵护中国股市的政策和措施，境内外的一些所谓专家总是认为违反市场化原则。不过，自从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各国重新审视“全市场化”之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论调有所减弱。高层重视资本市场的承受能力问题，说明一种务实的决策取向，令人欣喜。

　　我认为，中国股市原本就是“新兴加转轨”的，任何人都应当认识到不可能对其完全放任不管，不能不对其发展壮大给予政策上的呵护。同时，上市银行多为国有资本控股，对其行为加以约束，是政府的基本道义责任。这种约束客观上也是利于国有控股银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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