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春节，异乡的游子照例会跋涉千里，回到故乡。节日期间除了亲情的交流，最重要的是带着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去了解家乡的经济变化。家乡虽是中部长江之滨的一个小县城，但管中窥豹，亦能感知国家经济脉搏之跳动。

　　这些年中国到处大兴土木，一线城市盖高楼不舍昼夜，新房子如雨后春笋，就算是偏僻乡村，也是盖了拆、拆了盖，折腾个没完。大概拆房盖房是中国文化基因中最稳定最持久的一部分吧。在外乡发迹或小有成就者，回到家乡不断地拆旧屋建新房，甚至于村里县里市里多处开工，即便让其长年空置也无私毫惋惜。村里人一旦富裕，连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祖屋也会嫌其不够气派，不断地推倒重建。

　　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某某人今年在哪儿建房了，某某人在哪儿买房了。房子对于中国人来说，真的是终生头等大事。几年来县城周围的城乡结合部，建起了大量的新房子。这些房子都是人们私下转让土地后，由买方雇人建起来的。这些年，离县城较远的村民外迁成为风潮，乡亲们告诉我，不少规模较小的村子已经成功举村外迁，迁出2/3户数的村子不在少数，迁出比例最小的也已过半。在搬走的人中，这种近距离朝城市边缘迁移的占主流，真正通过购买商品房方式进城的，估计十不到三。问其原因，一是自建房单门独院，符合传统居住习惯。二是商品房太贵，好一点的到了3000元一平米，根本买不起。

　　这种迁移式自建房产生了一些问题。首先就是这些私下土地转让处于法律边界之外，既没有许可、证件，也没有在国土部门登记造册。起初交易的是城郊村民的富余宅基地、菜地、闲置地、池塘坝堰填埋地之类，随着这些非生产用地的减少，这两年买卖耕地越来越多。出售主体既有城郊的村民个人，也有村集体，甚至还听到很多村中“强人”偷卖或强卖集体土地以自肥的故事。至于这种土地交易的规模，虽没有看到统计数据，但直观判断，自建房已大大超过原县城建成区的规模。

　　其次，这种“城市化”路径在规划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一方面私建房完全无规划或基本无规划，上下水、燃气、绿化基本无人组织。相关的教育、卫生、文化方面也无配套。既影响了城市美观，又浪费了土地，城市化提升生活品质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如此大量“违法建筑”的出现，是人口密度小的产物？还是总体规划滞后的结果？现有法律不允许农民宅基地交易，因此，合法的城市化只剩下“国家征地——二次转手——商业开发”这一条路了。城市化、土地制度、规划，三者之间如何统一？我们会不会为战略眼光的缺乏而付出沉重代价？令人深思。

　　在人们的印象中，城市化是农民进城，改掉村民身份，享受有规划、有公共服务的市民生活。然而，从家乡的情况看，却不尽然。买地建楼，对多数人来说只是移了一个位置而已。如果说公共服务，除了小孩子能接受稍微好一点的教育之外，基本和住在老家差不多。

　　与城市化紧密相关的另一问题是产业。按理说，接近市场是工业化过程中人们迁移的最根本经济动因。但事实上，县城并非大多数人的职业依托所在，大多数在县城起楼盖屋的年轻人还是到外地打工，家中只留下老人和小孩，迁移到县城的人所依托的产业，主要还是沿海地区或其它大城市。就算在县城里务工经商，由于村村通公路，骑摩托车上下班，耗时也不过二三十分钟。可见，就业并非人们迁居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历史上人口聚集围绕产业转的情况，似乎没有在中国重演。

　　这次到农村去走亲戚，闲聊中得之农村的产业结构已发生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变化。首先是农民几乎不种田了，其次是农民几乎不搞副业了。这种变化所蕴含的重大经济意义，似乎还没有被经济学家所充分重视。

　　农民不种田，大量土地抛荒。部分是因生产效率提高，耕牛犁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因机械化、集约化的推进，已基本消失。绝大多数农民已不再种地，年轻人已几乎完全不谙耕作技术，以至于十家农户八家要买米买菜。做饭都用上了液化气，野生动物越来越多，森林保护不再是难题，春节上山扫墓，荆棘满道、山路难行。

　　更令人意外的是，现在农民基本上已不搞手工业、家庭养殖业和副业了。在森林资源丰富、20年前几乎人人都会作木工活儿的家乡，村民们的家具现在竟然大多要到城里去买。现在几乎没人养鸡养猪了，找几个土鸡蛋已非常难，屠户都基本无活儿可干了。鸡和猪，照例是在农村养，只不过换成商业化、产业化了。20年前，笔者经常向父辈抱怨农村人什么都做，一点专业化和规模效应都没有。这个抱怨今天才算有了回应！不仅养殖业产业化了，据说有人还盯上了抛荒地，愿意租来搞农业和园林业，并支付工资反聘土地主人来为其工作。也许是在城市呆久了，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农村告别小农生产方式速度如此之快，也简直不敢相信商业化、产业化运作水平达到如此程度。

　　家乡经济应处全国平均水平，所见所闻，让我们不需借助官方数据，也可以完全不顾学术上的界定就可得知：中国的去农业化（工业化）业已完成！中国已经没有农民了！二元经济从产业角度看已基本消失！现在的二元体制主要是地理上的和制度上的。因此，中国面临的不是工业化问题，而是工业化如何升级问题。同时，对于一个标准80后农村人来说，出生地（农村）、迁移目的地（县城）和就业地（沿海为主）都是分离的。这种迥异于经典模式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地理割裂状态，提出了很多挑战。提高城市化效率、顺应产业意义上的二元体制的终结，很可能需要终结土地制度上二元体制，这是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