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全球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虽然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率先复苏，成为亮丽的风景线，但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交接之际，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问题，农民工如何市民化，城市化如何推进，如何保护好我们的家园，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绿色低碳经济矛盾，如何倡导低碳生活。听听专家们的观点，或许有助于投资者理解“十二五”规划。

　　巴曙松：城镇化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 本报记者 马玉荣 马红雨

　　“今年两会期间可能会出现更多关于区域经济的提案，区域经济将成为两会的关注点，推进城镇化建设仍是“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中国经济50人论坛多位专家预计。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表示，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同区域之间的规划开始引起广泛关注，也成为金融市场关注的重要投资线索之一；如果说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城镇化水平差距的话，那么，城镇化的推进与区域发展规划的完善，会共同推动中国区域增长结构以及整个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

　　区域规划

　　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区域发展规划将国家的全局战略意图与地方的实际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巴曙松认为，通过此次区域发展规划，全国将出现七大片经济区，形成以网络布局为特点的生产力分布，将打破过去以行政区划为主要特点的经济格局，搭建“大进大出”的经济体系以及“大区域经济”的“立足点”和“增长极”，带动中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实现了经济从全方位的经济刺激转变为以区域为重点的经济刺激。

　　区域发展规划有助于提升地区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在产业区域调整中，东西部之间加快完成产业转型升级，特别是沿海核心地区——珠三角、长三角、首都圈等通过节能减排，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将传统产业不断向周边扩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向产业高端领域转移。周围地区、特别是市场通达性较好的沿海核心地区毗邻区域以及沿长江、沿京广线、沿黄河中游地区，在承接沿海核心地区因产业升级转移出来的产业和人力资源中，加速推进自身产业和人力资源转型升级，西部地区则加大对资源开发与工业基础设施投资。

　　巴曙松认为，企业应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获得最大效益是决定产业区域转移的核心因素。2004年后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效率已经明显超过了东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持续稳定超过东部地区。比如说像上海、广州这经济增长带有龙头地位的城市经济增长开始比较高，但是投资增长率明显的低于经济增长率，这是产业结构非常的结果，比如说上海2008年大概GDP增长13%，投资增长大概9%。最近几年增长一直比较领先的不是广州，不是上海，是内蒙古，能动性投资和GDP的增长处于全国的前列。东部企业需要产业转移开拓新市场、获取低成本的资源和劳动力。中西部地区企业则转移制造加工中心，在沿海地区做高端增值管理中心，企业成为区域发展及经济合作的主体，不同地区之间形成相对的优势互补。

　　形成城市集群带

　　推进城镇化建设

　　从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看，早在“十一五”规划中就已经提到了城市化，但目前来看进展不是很理想，主要困难是农民工市民化。关于十二五期间如何推进城市化？

　　巴曙松坦言，城镇化与产业区域转移是个互动的过程,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产业分工格局与区位比较优势的重构会促进产业区域转移，而产业的区域转移带来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也将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加快城镇化建设也是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道路选择。

　　自工业革命后，以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代表，在全国范围兴起城镇化和城市化城建设的浪潮。这既是区域经济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也是区域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巴曙松指出，从城镇化的具体路径看，政策研究界一直存在两种模式的争论，大致形成的共识看，以大城市的方式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好处是中国人多地少，大城市更节省资源，经济学上的效率更高，坏处则是生活成本高、道路交通拥堵；而走小城镇道路的好处是各地地方政府有极高积极性推动小城镇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上，不足的是以前中国曾经在苏南实行过小城镇化，但是如果没有产业的支持，没有大城市带动，很难深入。

　　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日益清晰，即更为强调以大带小基础上的不同城市定位，最有可能的一个路径是“大城市工作、中小城市生活”。

　　这种方式的设定，必然会对中国很多公共设施、交通、治安、网络等的布局，以及很多资产的估值都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有关政策研究机构的预测，在当前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起点上，中国的城镇化预计还会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并且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中长期的动力，实际上，在2009年底的中央经济会议中提出了“把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依托”，在这次研讨班上把城镇化视为“释放中国自身最巨大最富有潜力的需求的空间”的举措。

　　城镇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46%左右，如果2030年达到65%的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左右，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需求空间，同时城市人口是增长潜力比较大的消费人群，也将带动消费市场发展。

　　巴曙松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了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城市集群带，促成这个城市集群的非常重要的推动力，就是这些相关地区特定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产业上中下游集中度高，极大降低了产业整体发展的成本，使得这些产业在特定地区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这将有助于城市集群和产业集群的形成，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化将推动区域均衡发展，”巴曙松预计，“将会进一步成为重要的政策切入点。”中国在城镇化整体发展的过程中，地区间的城镇化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城市化水平也参差不齐。总体来说，东部城市化已经处于较高层次的现代化发展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城市化率低、城市规模普遍较小、层次较低、竞争力不强。

　　“通过全球发展的经验总结，主要的发达国家基本上从沿海率先发展，然后通过内河向内陆地区拓展。如果这个趋势得以延续的话，当前很多区域政策需要放在整个国家的大的结构调整背景下来考察，比如：海南旅游岛的建设已经多年，最近得到市场广泛认可，实际上与当前推动结构调整和内需发展、特别是重点发展旅游业等密切相关；而安徽的皖江开发带等则与部分产业从沿海向内地转移直接相关。”巴曙松进一步指出。

　　直击低碳经济

　　杨万东：低碳经济也是世界政治格局调整的新标杆

　　“中国崛起和高碳经济，也形成了一个对应关系，因为中国是以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的形象在最近30年不断崛起的，中国崛起伴随着中国能源消耗不断增加，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资源依赖越来越严重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万东表示。

　　众所周知，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制造业由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主导，几百年间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要加入世界气候谈判，要加入这个气候政治的舞台？

　　“这个气候问题已从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美国的核心利益实际上是美元保卫战，通过变碳经济为碳政治，采取碳经济向碳政治的转变来换取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杨万东认为，“这对中国就是一个外部的压力，因为美国在新能源上已经有了很多的技术储备，美国产业的服务业化和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科技水平，使得美国在碳经济方面又可能占先。美国可能通过低碳经济的发展纠正过度偏重金融业的经济结构，通过美国实体产业的竞争力的回升解决美国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

　　所以，中国必须要深度的开发经济，然后通过技术的变迁，通过国际谈判的中应用权益的争取，来赢得自己国内的发展空间。

　　“十二五”规划关注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产业选择

　　□ 本报记者 马玉荣 马红雨

　　“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应注意一个国际趋势是所谓低碳经济。”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在中国经济50人年会上表示。

　　同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排放会加大成本，在很多排放措施是加大成本的，世界各国，现在之所以有一些推不通，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在阻碍这件事情。“现在发达国家都在改革了，我们也会改。‘十二五’会加大这件事情，以前是减硫，现在是减碳。但新兴国家的“弯道超车”，限速外部性，遏制搭便车。”

　　就在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发改委提交的一份报告里有关2010年的八项重点工作中，有两项直接涉及低碳经济，另两项间接相关，今年政协一号提案锁定“低碳经济”应在意料之中。

　　“低碳经济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产业选择，金融危机和低碳经济这两个话题基本上是一个此起彼伏的关系，就是在金融危机刚刚有人说是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时候，低碳经济这个呼声就越来越高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万东指出。

　　气候变化有周期因素，有太阳活动，有火山爆发的影响，在工业革命之后则主要是人类活动，除了工业活动，战争、核试验、现代化的生活以及能源结构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

　　因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源自房地产次级贷款，中国目前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房价不断走高和房地产依赖，房价成为随时可能破灭的泡沫。美国的金融长期的高速度的发展，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约在6%到7%，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占到了10%左右，但是2000年到2008年之间，它的金融业增加值占美国GDP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了34%左右，就是说由于美国的GDP中金融业的过度膨胀，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隐患。

　　2007年年底爆发的金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业形成了一个定向爆破，那么这个定向爆破之后美国现在面临一个战略选择，按奥巴马的话说，美国不能继续依靠金融巫术来维持美国经济的发展和美国人民的生活了。美国要调整进入到一种新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个新的发展方向就是现在所宣传得比较普遍的低碳经济的发展，是新能源、智能电网和生物技术，这些东西成为美国的新的产业选择和战略选择。

　　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产业分析与预警处处长、北京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张勇表示，WTO是我国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低碳经济模式又是一次强制性的制度变迁。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意图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避免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竞争。2009年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碳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排放税。

　　张勇认为，对经济学的挑战主要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机制，内部化碳排放的负面性。从具体的效率标准来看：并不是“帕累托最优”，而是“卡尔多—希克斯补偿原则”意义上的效率标准。按照这一效率标准，在社会的资源配置过程中，如果那些从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获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补偿（并不要求实际实偿）在同一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的利益，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吴敬琏：对“十二五”规划的四个意见

　　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一个好的发展规划应当是吸取之前的经验，对重大问题有持续深入的研究。对“十二五”我们大家有很高的期待，我想提几点意见。

　　第一要总结十一五的经验，我看我们十一五规划是个很好的规划，但是他的实际的进展不多，做一个好的规划，怎么样从过去4年总结出经验来，我们“十二五”能够制订一个好的规划。

　　第二是教育，以效率提高为基础的增长方式，已经30多年了，30年中有很多进展，一方面深化，另一方面丰富了。对于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都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教育要编点教材还是什么，能够一层层展开，一直到落实。要进行全面教育。

　　第三，对一些重大问题要进行研究，在制订的过程中和执行过程中都会提出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然后根据研究的结果制订具体措施。

　　第四，我们要学我们过去30年一个好的办法，要放手，让各个地方来创造，而我们这些企业家可以跟地方同志相结合，总结各个地方的经验和教训，因为地方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能够发挥大家创造性的话可能更好，所以我建议我们要多关注和地方一起创造一些区域性经验提供各地参考，用一定方式交流。

　　杨伟民：应加入新的约束性限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秘书长杨伟民表示，第一是如何编订操作性的方案性的，我说的是一个规划的写法，“十二五”能不能改善一些，专门就每一个重大的专题和重大问题，比如扩大消费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会带出来其他很多方面变化。

　　第二个问题，如何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在于如何确定约束性指标，十一五规划将目标分两类，一个预期性，一个约束性，目前来看是非常好的创新，当时确定约束性指标涉及到公众利益，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指标。我个人觉得，可以考虑加入新的约束限制，开发强度是一个指标，是所有的这个地区建设空间占整个这个区域的比重，包括各种道路等等。

　　夏斌：财政金融政策要明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建议，人大应定期对国务院的规划进行检查，向“十一五”规划发问，否则是贴在墙上的。

　　规划要讲政治，“十二五”规划和过去五年规划定完以后是不是每年财政部人民银行，我们党组在讨论每年工作和规划两码事，在十一五规划专家座谈会我讲，怎么办，怎么执行这是“十二五”规划的关键，要有这些，要讲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要讲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怎么要求，怎么制度变化，这是关键。

　　第二点，为了落实这样的状况，我提过，人大通过两年半，一年半必须对国务院的规划进行检查，我在十一五规划发问，否则是贴在墙上的。发改委长期搞国民收入，都是搞的是投资项目什么的，而现在我们更重要的是增长方式改变，全球经济等等。

　　因此这个体制下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是，可能更多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要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否则规划里面就加上财政的话。我没看，如果延续过去那样，大部分是发改委讲的项目民生等等，真正的机制不变化，要具体的东西，这才使规划真正变成中国人民利益推动的计划。

　　郑京平：应明晰规划的定位

　　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表示，讨论研究制订十二五规划时，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考虑“十二五”规划面临环境的时候需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新和旧的关系，既要注意挖掘新特点，也不能忘记旧的因素，要注意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二是处理好国际与国内的关系，既要考虑国际趋势的变化，更要考虑国内实际情况。

　　第二个问题是规划定位的问题。我们制订五年规划时一定要进一步明确规划的定位，明确规划的功能。规划到底是给中央政府制定的，还是给地方政府制订的，还是给企业还是公民制订的，应怎样规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民在规划中的责任和义务等等。只有明确好规划的定位才能使规划可行。

　　张曙光：规划要从强国到富民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表示，“十二五”要实现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不完成这个转变，“十二五”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一个“十二五”要从强国到富民的转变，咱们前30年基本的战略是以政府为主导，国有企业为基础，以强国为目标，所以不完成这个转变，“十二五”很多问题很难解决。

　　第二个要完成一个转变，从外援工业化到内援城市化转变，前30年基本上是外援工业化，也是世界上最能成功的工业化，哪个国家内援工业化很难成功，但是问题在于外援工业化成功以后，咱们现在出现的问题需要转变，城市化的事情需要动我们内部资源管理，不能寄希望于外部。

　　第三，如果咱们政府主导，如何使得现在的相对价格关系在“十二五”能够逐步合理化，使经济不断从政府所谓主导的转变成价格作为基础，作为很重要的参数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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