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鸿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的最根本原因。而二次分配没有起到平抑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加剧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收入分配失衡的加剧将不利于扩大消费。

　　⊙王远鸿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于国际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19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迅速提高。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仍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体制尚不完善，政府对再分配的调节仍不到位，以及各种监管漏洞等原因，导致收入渠道混乱、弱势群体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

　　以1978年不变价格衡量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78～1988年，基本呈逐渐缩小态势，198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51:1，为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随后，在城镇改革的推动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到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达到1978年的水平，2007年、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2.63:1和2.64:1。

　　如果以现价衡量，城乡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1回落到1982年的1.82:1后，便震荡回升，2007年达到3.33:1，为1978年以来的最高点，2008年小幅回落到3.31: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得更快。这种城乡差距已大大高于国际标准。如果加上城市居民享受的各种实物福利和补贴等隐形收入，城乡差距可能更大。

　　从省际间居民收入差距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差距（最高与最低地区比较）由2003年的8337元扩大到2007年的13610元，相对差距由2003年的2.28倍扩大到2.3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绝对差距由2003年的5089元扩大到了2007年的7816元，相对差距由2003年的4.26倍扩大到了4.36倍。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原因何在

　　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在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体系下，一方面，经济自由化带动了私有部门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市场化的收入分配模式，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壮大，私营企业利润的成倍增加，私有部门内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同时，国有部门改革内部的分配制度，采取了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拉大了国有部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成为重要的分配形式，而要素参与分配本身就具有强化激励从而扩大收入差距的内在机理。资本、知识、技术等带来的收入占比扩大，家庭财产的巨大差异导致的创收能力差异等，都扩大收入差距。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其合理因素。

　　但是，由于我国仍然存在着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经济，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加之由于制度建设、宏观调控和管理手段的缺陷，政府在第二次收入分配中不但没有起到平抑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调节，这些不合理因素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二元经济强化了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已经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所谓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的格局：一方面是农村落后的农业部门与城市先进的现代非农业部门的强烈反差；另一方面在农村内部，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以乡镇工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同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之间，形成了另一层次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是导致我国巨大城乡收入差别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收入再分配环节政府职能缺位。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政府在其中起“抽肥补瘦”的作用。由于政府缺乏对市场失灵领域的充分介入，我国目前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极为有限。

　　首先，税收政策对高收入者的调控不到位。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上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对居民收入缺乏全面有效的统计，工资外的各种收入如灰色收入、金融资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缺乏系统的统计数据，无法纳入所得税调节的范围，造成我国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调节。2003年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结构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超过50%，这就意味着，工薪阶层是我国个税收入的主要负担者。其次，财政投入再分配的资金不足。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中属于收入再分配支出的比重极低。

　　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和监管。制度建设滞后和监督不到位所导致的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由于管理漏洞和监督乏力，造成大量国有资产被少数个人攫取。二是由于市场监管不力，一些企业和个人通过走私贩私、制假造假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牟取巨额利润。三是在利益驱使下，部分政府部门人员的寻租行为产生了大量的灰色收入和隐形收入，直接造成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

　　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关联，尤其是近年来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联也更加明显。

　　但是，我国公共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分布严重失衡，2003年，全国城市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比例为77%，而农村和县镇合计初中毕业升高中的比例仅为29%。教育机会不均等已经成为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关键因素，有研究证明，教育机会不平等对我国城镇基尼系数的影响高达14.1个百分点。

　　

　　收入分配失衡加剧不利于扩大消费

　　消费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既定时期内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的变化。目前我国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相对缓慢，同时，收入差距的拉大，也不利于扩大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递减的趋势，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因此，如果收入分配平等，则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大，社会的消费倾向就越低。

　　国家统计局利用1986～2003年城乡居民住户资料和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建立了平均消费倾向与基尼系数之间的消费函数，回归结果表明：

　　第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与收入分配成反比关系，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平均消费倾向越低。第二，农村居民消费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0.71）远高于城镇居民消费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0.28），说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动更为敏感，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带来的消费倾向的下降程度而言，农村更甚于城镇。这一结果部分地解释了1990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在收入水平低于城镇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速度和平均消费倾向却低于城镇的“背离”绝对收入假说的不合理现象。

　　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制度，尤其是户籍藩篱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导致我国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严重错位，而就业结构的调整远远落后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我国已经具有较大的工业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但是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现状，则决定了消费能力的相对不足。而占人口比重较大的低收入农民，与相对过剩的二、三产业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之间，无法形成供给与需求的良性循环，这就造成了消费需求难以扩大的问题。

　　另外，农村问题还反映为农村贫困人口多，农村减贫工作难度加大，贫困人口规模出现反弹。大量“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游民正在成为新的社会边缘群体。城乡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生活困难，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这种收入结构虽然有利于中国的民营经济或私人资本的快速发展，有利于中国长期保有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但收入差距的拉大在促进了高储蓄和高积累的同时，则不利于消费的扩大和产品均衡有序地升级换代。

　　从消费结构看，中国的普通消费品产能因多数人（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民）收入低下而处于过剩状态，高端消费品则供需两旺。与这种畸形的消费结构相联系的是中国产品结构畸形的升级换代。这样一来，一极是被称为“房车路”的某些产业链的自我循环的欣欣向荣；另一极是普遍存在的一般消费品的产能过剩或消费不足。

　　同时，现行户籍制度也不利于进城农民消费方式城市化。我国每年有大约1.2亿以上的农民进城工作，连同家属进城农民已经超过2.1亿人口。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却使他们无法变为城里人，只能以候鸟式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他们仅仅把城市当作自己挣钱的地方而不是花钱的地方，把自己在城市中的消费节省到极限，把能省下的每一分钱积攒到农村去建房、婚嫁，按照农村的生活方式去消费，使得他们在城乡的两个居住地都不具备满足他们改善消费水平理想的条件，消费需求被候鸟式的生活方式所压抑。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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