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练/文

　　农行A＋H股的巨额融资前夜，欧美金融机构云集北京，他们是天使般的战略合作伙伴？还是疯狂的利益瓜分投机者？

　　北京城大雪纷飞，农行董事长项俊波异常忙碌：辟谣，或接见海外投资机构。

　　4月份农行A＋H股上市，融资1000亿元到1500亿元？农行的高管层都一笑了之，在农行的上市时间表里，这都是非常陌生的数字。管理层暂定的A＋H股两地上市，最终集资超过2700亿元，这一融资目标却让海外投行跟战略投资机构疯狂。

　　农行的上市在国际投资者眼中，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后的盛筵，巨额的IPO承销，低廉的战略投资机会。1月4日，瑞银、高盛等外资投行纷纷赶赴北京，想方设法约见农行高管，甚至更高层的金融监管者。他们有两个重要目标：战略投资与主承销。

　　海外战略投资者不畏严寒，就是想在上市前分一杯农行股份的羹。值得注意的是，瑞银曾是另一国有大行中行的所谓“战略投资者”，而就在去年，它已经战略性地抛售了持有的全部中行股份，现在它又“战略性”地瞄上了农行。

　　大量的抛售套现，高额的战略投资回报，留给中国银行战略合作是一连串的无疾而终。建行、中行、工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前车之鉴依然清晰可辨时，身上同样刻有“国有大银行”标记的农行，在上市之前，是否还有必要以一系列的战略合作借口，步入“建行们”似乎并不成功的后尘？ 战投最后的目标：农行上市

　　1月4日，元旦刚刚结束，瑞银高层飞抵北京，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美国投行也几乎同时到达，他们北京之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见到农行的高管，甚至更高级别的监管当局领导者。

　　农行第一轮股改，汇金跟财政部成为农行的股东，海外战略投资者异常失望，当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甚至站出来指责中国改革倒退。农行却一直宣称没有关闭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大门，农行大股东汇金一直是海外战略投资者判断的风向标。汇金总经理谢平坦言：“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国有银行上市要求，需要聘请海外战略投资者。”

　　在瑞银、高盛这些欧美机构的热情反衬下，农行却显得异常低调。不过项俊波对农行的海外战略投资者选择有三大标准:首先，他们需要经受住这场金融风暴，并表现出良好的管理和公司治理能力；第二,他们需要在农业金融和小额贷款上有丰富的经验；第三，他们还要有风险管理和员工培训经验。

　　在农行的候选名单上，法国最大的零售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下称“法农贷”）、美国富国银行、荷兰合作银行都是考察的对象。瑞银、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些没有农业金融的大行并不是重点考察对象。金融危机爆发后，农行候选名单上，留下来的名字越来越少，法农贷、美国富国银行都已经消失了，留下的重点只有荷兰合作银行以及一些非农业金融的非重点大行。

　　大量从事农业金融的银行受累金融危机，给了瑞银、高盛他们更大的机会。目前，瑞银已经完全抛空了持有的中行股票，不再受战略投资者不能同时投资两家中资大行的软约束。现在高盛也完全可以通过抛售已经获利的工行股票，成为没有约束的候选人。为欧美非农业金融大行提供机会的还有一个因素，项俊波曾经专门考察过的荷兰合作银行，因为已经成为杭州联合银行海外战略投资者，理论上已经不能成为农行的候选人了。

　　瑞银、高盛的高管在北京活动，一方面争取拿下农行的IPO承销商资格，根据《证券市场周刊》了解，农行H股的主承销商名单上，瑞银跟高盛排在最前面，这与农行现在负责上市的副行长潘功胜有莫大的关系，因为潘功胜曾经负责工行的上市工作，对承销商瑞银非常满意，还将高盛引入工行，成为工行的海外战略投资者。瑞银跟高盛除了争取主承销商资格，依然在争取最后的战略投资机会，而潘功胜的态度非常明确：“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我们需要进行战略性和策略性的思考，来谋求后危机时代的发展。”

　　北京洽谈还在秘密进行，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证券却泼了一盆凉水。野村证券对中资银行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的研究报告指出，中资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时，没有必要包办婚姻，鉴于银行相比外资行健康的负债表，中资银行不需要在短期内急于寻找海外战略投资者，因为寻找海外战略投资者往往是银行在需要提升经营状况时候的选择。

　　《证券市场周刊》了解到，现在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洽谈还在进行，不过名额不多，因为农行的战略投资者的一个名额已经内定为社保基金了，海外战略投资者只有两个名额，而且管理层希望能够将两个名额分配在欧洲和美洲。目前农行正在进行事业部改革，最终的海外战略投资者的确定需要上报国务院，这个时间表会更久。 战投＝战略性投机

　　“美国银行是建行的合作伙伴，包括很多产品设计、管理模式、服务理念都是引进美国银行的。”就在前几年，当被问起为何引进美银作为合作者时，建行的官员总是习惯把这句招牌性话语挂在嘴边，并且似乎把美银的入股作为一种政绩炫耀的资本。

　　但现在建行对此已经缄默不语了。2009年1月7日，美国银行宣布以每股3.92港币的价格出售56.2亿股建行H股，根据历史成本法计算，美国银行每股利润为2.92港币，抛售获利164.1亿港币。美国银行当初作为战略合作者引入，可是在建行一直碌碌无为，2009年的解禁期一过就抛售，当初约定的所谓“战略合作”也变成了真正的战略投机。

　　战略投资者变成了投机者，美国银行并非个例。2005年下半年，RBS以8亿英镑购入中国银行108亿股H股股票，平均每股价格为1.18港币。2009年1月13日，RBS抛售中行股份，获利57.2亿港币；2005年下半年，瑞银以5亿美元购入中国银行33.8亿股H股股票，平均每股为1.18港币。2008年12月31日，在锁定期结束后第一天，瑞银宣布出售手中全部中行股票，获利25.4亿港币。上述利润还不包括外国战略投资者在持有股份期间获得的红利收入。2009年6月1日，也就是工行解禁后一个月，工行的战略投资者高盛以4.88港元的价格，抛售30亿股工行股份，以1.22港元成本价计算，高盛净赚110亿港元。不过高盛还持有133亿股工行股份，抛售32亿股工行股票，已经让高盛收回了当初的持股成本，余下股份为净赚利润。

　　无论是瑞银、美国银行、RBS还是高盛，他们都在合约解禁期满纷纷抛售，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短短几年里，中国的银行们到底获得了什么战略性的合作利益？

　　《证券市场周刊》从管理层了解到，国内大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初衷在于，借海外知名机构的品牌和影响力使自己的IPO能卖出个好价格，至少不会IPO失败。当时刚经历过不良资产剥离、外汇注资和股份制改造等一系列包装手段后改头换面的中国银行业而言，对于直接向海外投资者融资，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

　　在确保IPO能成功的基础上，才会适当考虑所谓与引进的投资对象在业务上的互补和合作等事项。当初，工行引入高盛就是看重其强大的投行业务能力，而时至现在，尽管工行成立了投行部，也开展了一些投行业务，但投行业务量和在中间业务收入中的占比仍然很低，并未成为工行稳定的利润来源。

　　而RBS被认为在私人银行业务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优势，这也是中行选择与其合作的重要因素。尽管中行建立起了私人银行部，并在国内银行业中第一个开展了私人银行业务，但效果并不明显。由于在产品设计、业务流程等方面无法与零售银行完全区分而成为独立的业务，最后仍是无疾而终。在RBS离开后，中行已经很少提及私人银行业务。

　　而建行与美国银行的合作一度被业界最为看好，甚至美国银行派出了一个团队帮助建行进行零售业务和网络等层面的改造，并试图帮助建行发放信用卡，但最后由于双方在公司治理和文化方面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合作不了了之。

　　可见，在两种不同文化中浸淫的银行进行合作并非易事，不同的企业文化、不同的管理理念等观念层面的东西即使在业务合作上也会发生碰撞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看，要与海外投资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合作，必须要有双方对公司治理、银行文化等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并能互相认可和承认，否则只能流于形式。 农行的特殊性

　　现在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难题摆在了农行面前，特殊的农行却不用太着急了。

　　据了解，管理层对农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已经进行过专题讨论，而农行在2009年下半年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前车之鉴，令农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一事进展迟缓，而且内部也有分歧，毕竟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市场环境已经不能与4年多前的情形相比。

　　在全球金融危机肆虐后，国外的银行业遭受重创，生存下来的银行，资产大幅缩水，市场估值也大幅下滑。只有中国的银行业仍在整体上处于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2009年底，工行稳居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招行以4.3倍的PB占据全球最高PB估值的位置，在其他国家或地区银行仅有1－2倍PB的时候，中国银行业的PB稳定在2倍以上，说明现在的市场环境对中国银行业非常有利。

　　现在的环境和农行上市本身的特殊性使其完全有时间和资本从容不迫地进行谈判和选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中国银行业现在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农行作为国内最大的从事三农业务的银行，拥有最广泛的营业网点，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并不逊色于工行等大行，并非一定需要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以装点自己的门面不可。

　　这可以说是农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方面具有的最大优势。

　　据悉，农行于2006年就开始聘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并和该所展开了业务流程及内控制度设计方面的合作。有农行内部人士将之称为“边股改边合作”，与战略投资者的合作并不一定仅仅局限于IPO以后。

　　农行有两个根本的特殊性：一是四大国有银行中唯一经营三农业务的银行;二是它的几万个网点遍布全国城镇，尤其是在县级以下的区域，农行的网点密度是其他三大行无法相比的。而农业作为中国的基础产业，关系到国计民生，重要性不言而喻，加上农行网点几乎遍布县级以下行政区域，如果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中国银行业的基础信息可能会一览无余，对国家的金融安全也会有一定的危险。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农行在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问题上，就如同其股改一样，有一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最终要看管理层、农行与海外机构及其潜在利益方的博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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