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2009年，从不完全的统计意义上讲，称得上是外部世界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年”。

　　 提出这个说法，绝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敌视心态作祟，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且不应该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预设理念；也绝不是有点左右派别之分的愤青式民族主义表达。之所以这么讲，是基于经济层面的事实数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11月7日表示,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2009年前三季度，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额102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十面埋伏的暗礁

　　 尽管全年的数字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统计出来，但我们可以知道的是：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24日作出终裁，以中国油井管存在补贴为由宣称将对相关产品实施10.36%至15.78%的反补贴关税制裁。该案涉及金额约27亿美元，是迄今为止美对华贸易制裁的最大一起案件。在9月11日那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对中国进口轮胎实施为期3年的惩罚性关税，第一年为35%，这是奥巴马政府成立后对中国发起的首例特保调查的结果。消息甫出，让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因为这在布什政府时期会是一项被否掉的议案。

　　 而距离目前最近的例证是，欧盟部长理事会12月22日通过欧委会建议案，继续对中国和越南的皮鞋征收16.5%的反倾销税，为时15个月。而在此之前3天，欧委会反倾销咨询委员会召开会议，对这项议题的表决中有15个国家投了反对票，在欧盟27个国家中超过了半数。以至于国内有评论认为中国在这场争战中首战告捷，有望终结已经持续了3年之久的反倾销税征收。结果证明，这只能是一种奢望。在此3个月前，欧盟决定对产自中国的无缝钢管和铝箔征收为期5年的正式反倾销税，税率分别高达39.2%和30%。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欧盟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数据显示，前11个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1456.9亿美元，其中，中欧双边贸易总额为3929.4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3078.2亿美元。不难看出，这两大贸易伙伴占到中国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双边贸易额巨大，其间存在贸易摩擦，但像2009年这样频繁并不多见。

　　 而且，在两个“领头羊”的带领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对中国采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也此起彼伏。位列我国十大贸易伙伴末位的印度，早在2009年1月23日，就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期限为6个月。后来，又宣布要对原产于中国的同步数字传输设备征收最高为236%的关税。阿根廷则对中国大到机电、化工等附加值高的产品，小到餐具、烟花、挂锁、纸牌等低附加值的产品，大范围宽领域地实施反倾销措施。

　　 虽然还有很多具体的例证，但在此我们不必再行列举，上述内容已经足以说明中国在2009年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以及在双边贸易中遭遇到的某些窘境。从海关总署的统计数字来看，我们的贸易总额并不难看，没有因为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受到太大影响，但这不并不妨碍我们要问：这是为什么？外部世界为什么对中国不高兴？中国该怎么办？

　　融入世界的阵痛

　　 虽然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任何领域都不可能与政治脱钩，但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历经纷繁复杂的思想论战之后，在今天，对于欧美国家的行动，不必再以“阴谋论”的思维方式加以推测。而是需要更多的从经济思维出发，来考虑欧美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如此，我们才能更客观地看到事情发生的原委，从而有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这包括在国际政治层面的推进。

　　 因为，说到底，坚守自身的国家利益是欧美国家行动的前提。屁股决定脑袋，是国家间关系中的真理。而在选举政治的西方国家，取悦选民从而获得他们手中的选票，是很多经济行为的国内政治考量。6月23日，欧盟与美国就中国限制战略原料出口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在此次诉讼行动中出面的美国贸易代表柯克，此前在华盛顿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演讲时，对美中贸易重要性进行强调的同时，也以异常强硬的口吻警告说，美国把美国商业和工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将在对华贸易中采取“更积极措施”维护美方利益。

　　 我一直认为，对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行为需要区别看待，它们的制度建设、人权保护、言论理念等领域中，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它们针对中国的言辞也不都是虚幻的，其背后具有某些坚定的理念支撑，我们需要看到其中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我们自身的改进。但是，在经济领域没有什么好说的，国家利益、企业利益、公民利益的维护是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有句中国的古语叫做“无利不起早”，在贸易行为中若是不能从中获益，任何国家都不会积极行动，政治意愿的表态不会畅行无阻地贯穿在经济领域中。

　　 在2009年召开的各种世界峰会中，表示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保护贸易主义的政治姿态一以贯之，但这又怎么样呢？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美国人），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告诉了人们这样的道理：在维护国家利益面前，不要对政治说辞有太多幻想。尤其是在二战后的60多年里，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主导制定了一系列的游戏规则，按照这些游戏规则，国家间采取的经济行为，通常被表述为与政治无关。

　　 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中，不难看到，很多国家在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时候，会告诉世界：我们是在按游戏规则做事，政治抗议是没有道理的。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8年间，已经在交过无数学费之后从中学会了很多，但确实还不够娴熟，不论是政治还是企业都是如此。这个过程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算得上中国融入世界过程中的阵痛。

　　 仅在经济层面的意义上讲，面对贸易保护主义，政府层面采取的反应措施还不够强大，全局性的政治考量在有些时候大于现实性的经济考量，总是想把争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指导理念束缚了反制措施的力度。但事实上，经济领域的部分争端不会影响国家间关系大局，而且，从近些年的国际实践来看，仅是一般性的贸易而不是军需品的贸易，不会引发国家间关系的全面恶化。况且，在熟悉国际游戏规则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在利用规则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都是可以摆在台面上的事情，可以通过仲裁等国际手段在程序中解决问题。当然，既然是双边贸易和多边贸易，出了问题之后，我们也必须检讨并调整自身状况，以便在国际竞争中能够说服国际社会。

　　这不会是结束

　　 2009年针对中国发生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达到了一个新的数量级，有一个大的背景：中国的经济企稳回升，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在这个世界并没有结束，突然爆发的迪拜危机更是让许多人心理上很受伤，也增加了国家对经济危机的谨慎态度。

　　 从这个背景上讲，发生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大增不是“拍案称奇”的事情，纵观一战前和二战前的国际经济领域，莫不如此。在世界经济不景气或者出现大的问题之时，国家间的丛林状态就开始显现，确保自己国家的日子不至于太难过，是出于优先地位的国家考量。发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保证本国公民的就业和企业产销，是惯常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各国沿用的解决套路还是上个世纪的一贯手段，太阳底下确实没有什么新鲜事。

　　 在更大的范围来看，2009年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增加，不是仅仅针对中国的，在其他国家间也大量存在，甚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是如此，只是烈度和力度没有像针对中国这样。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经济危机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背景，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会随着经济危机的消失而销声匿迹，而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如此。这不是因为2009年的示范效应提醒了外部世界需要增加对中国产品的关注，而是因为中国在经济层面的崛起过程与外部世界有着结构性龃龉。

　　 从国际关系的发展历史来看，任何一个大国力量的崛起，都会引发现存国际力量的本能性恐慌，试图维护现有的力量平衡状态，是主导现存国际秩序的大国之战略。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一战之后的德国以及二战之后的中国，概莫例外。国际社会适应和承认某个国家的力量存在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崛起中的大国而言，是一个不断突破束缚、不断展现实力的过程。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尤其是在中国的产业升级、结构调整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在今后将会持续面对这样的国际现实，这一方面需要调整自己，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娴熟地使用国际承认的各种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只是在2009年这个特殊年份，这个融入过程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交锋多了一些。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更平和地据理力争，而不被国内的有些情绪化表达和至今没有改变对国际社会看法的力量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