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 泰

　　明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可期，是“调结构、促转变”的最佳机会，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非抓紧时机不可。通货膨胀压力应该不是问题，通胀唯一可能的突破口是粮食。而信贷的扩张与收缩、资本市场的波动、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是明年经济发展的三个不确定性因素。国际环境仍不容乐观，对中国的出口形势不能抱太大希望。

　　根据银河证券测算，在中性预测下，明年我国GDP增长率可达9%，在谨慎预测下，也可达8.7%，在乐观预测下，将达到9.3%以上。因此，明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态势可期，但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非常值得重视。明年是我国“促转变”的最佳机会，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解决长久困扰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那么很多问题会在2011年冒出来。

　　明年投资增速虽然会比今年低，但仍能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将下降到26%左右。由于政府4万亿投资计划很大一部分是中长期的基础建设投资，具有较强的惯性。房地产投资从今年下半年以来逐渐加速，明年还有往上走的惯性。

　　尽管贸易摩擦有日益激烈的迹象，但我国的出口环境还是有明显改善。笔者认为，明年比今年大概会有10%至15%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负转正。

　　今年以来实际消费增速在加快，尤其是汽车消费，伴随中产阶级的崛起到了一个繁荣的长周期。总体来看，明年消费将增长17%左右。

　　通货膨胀是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导致价格上涨，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货币确实不少但是商品更多，跟上世纪90年代那个通胀时代相比有天壤之别，那时是短缺经济，而现在是过剩经济。所以，判断有没有通货膨胀，要综合硬币的两面，要看单位产能的货币供应量，如果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稳定，物价就会保持稳定。因此，笔者的结论是，明年中国没有通货膨胀，2011年以后会如何要再观察。

　　一般来讲，在单位产能货币供应量开始走稳或者翘头三年以后，物价升势才会起来。格林斯潘认为，美国的产能过剩可能在2012年以后，我国生产制造业比重大，产能过剩状况比美国严重得多，所以我国的通胀应该在美国之后。

　　我国CPI的构成包括食品价格、制造业价格、服务业价格三部分，各占三分之一的权重。从制造业来看，产能过剩抑制了下游产品价格的上涨。所以，CPI中的制造业价格很难普遍上涨。而油价，明年上涨动力不足，甚至有可能下降。至于非贸易部门的服务业，理论上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价格应一直上涨，但我国服务业劳动力供给过剩，服务业工资上涨因此比较缓慢，金融危机后，2007年的服务业价格上涨势头被抑制，所以服务业价格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不大。

　　通胀唯一可能的突破口是粮食。食品制造业产业链短，粮价上涨就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可能会影响物价水平。短期来看，明年CPI在2%至3%之间是正常的。

　　明年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可持续性问题也是结构性问题。在上一轮经济周期中，国际经济的繁荣使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充分享受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好处，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城镇化和工业化使我们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也非常高。如何使中国经济增长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是个严重问题。以后可能依赖消费比较多，但是消费的增长速度很难替代前五年出口的作用。增长本身没问题，但增长的可持续性是个问题，也许2011年经济会下一个台阶，经济增长或将再为保八而战。

　　第二，信贷的扩张与收缩、资本市场的波动、房地产市场的不稳定，是明年经济发展的三个不确定性因素。

　　索罗斯说信贷的收缩与扩张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源泉。全球是这样，中国更是如此。2008年6月我们还在收缩信贷，但到12月又不得不放松信贷。今年新增贷款接近10万亿，如果明年收紧信贷或者加息，经济就会受到冲击，所以短期经济波动取决于信贷的收缩与扩张。

　　很多人说股市运行取决于宏观经济状态，但是反过来宏观经济受股市的影响也很大。对西方经济在今年二季度的突然复苏，格林斯潘6月写了篇文章，认为从3月到6月全球股市意外上涨是造成西方经济意外复苏的主要原因。新增加的12万亿美元股权价值，显著地改善了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使他们有能力去投资和扩张信用。文章也认为，股市不仅仅是经济的领先指标，有时候是主要驱动力。中国股市对经济影响没有那么大，但也不能低估。2007年股市先跌，之后企业投资信心没有了、老百姓消费欲望没有了，去年12月沪深股市见底，之后住房消费活跃了，老百姓消费也活跃了，经济慢慢就起来了。如果明年股市因一些意外事件大幅波动，也会影响经济稳定。

　　房地产的持续高涨，远远超出了居民承受能力。但是，诱使房地产涨价的因素很多，而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实在太大，如果地产萎缩，建筑、装潢、水泥等十几个大行业都将受冲击。此外，房地产涨价过程中的居民财富效应非常显著，价格上涨就有消费冲动，价格下降就有压缩消费之势。

　　上述三个不确定因素都受货币政策的影响。明年金融是扩张还是收缩，货币政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明年仍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管理层也强调了政策的灵活性，如果货币政策收紧，将会为明年的经济运行带来很大压力。

　　第三，明年经济的外部环境需要谨慎研究，不能盲目乐观。

　　从发达国家看，美国、欧洲、日本的失业率很高，收入增速下降会降低消费增速。而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正面临从过度消费到增加储蓄的转变，这会进一步压缩消费需求。此外，暂时还看不到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带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动力，所以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回升不能过于乐观。如果明年经济增速不及预期，则国际资本市场将承受巨大考验，假如道指回落到10000点以下并持续低迷，就标志着西方经济复苏会显著低于预期，这不仅会影响到中国经济，还会波及资本市场。

　　新兴市场经济明年同样不容乐观。迪拜危机反映中东地区的投资机构资金周转出现了严重问题，尽管中东地区房价已较高点下降了很多，但预计还将继续下跌，并可能长期低迷。这自然会影响到中东地区的金融机构，包括与金融机构共进退的私人股权投资，还有为之提供债务的欧洲商业银行等等。迪拜危机的发生，给类似的国家敲响了警钟。而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国的评级被调低，会导致这些高财政赤字的国家融资成本大幅上升，从而抑制本国甚至全球经济复苏的步伐。如果危机继续蔓延，势必会影响全球贸易。

　　由此观之，对中国的出口形势不能抱太多希望，调结构、促转变，才是中国经济的希望所在，而关键还看启动内需的实际效果。 (作者系银河证券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