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倩

　　丹麦时间下午5点，进入黑夜的哥本哈根落下了今年第一场小雪，温度急剧降至零度以下。

　　新国王广场d’Angleterre酒店内，史蒂夫（Steve Fludder）准时赴约，通用绿色创想公司副总裁是此次通用电气（GE）20人“代表团”中的一员。

　　“你问我的角色吗？如果你把我的角色定义为‘游说’（Lobby），这并不准确。因为这并不是什么游说的好地方。但是现在在贝拉中心内召开的，是一场政治会议，而不是什么企业家峰会。”史蒂夫接受CBN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在前来谈判之前，早就与美国企业多次商量过应该怎么办，而通用电气自然也老早给政府提供了意见和建议。不仅是美国，就是欧盟，或者中国，情况都一样。”

　　现在很少还有人记得起《京都议定书》签订那年，生意人都做了什么，但是史蒂夫没有忘记。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生意人对于气候变化“除了抱怨还是抱怨”，他们甚至对于一个全球统一的框架十分抵制，所以“组团”阻止一个统一协定的出台。

　　“这次你看不到那种抱怨的情绪了。每个人都在急切渴望一个全球协议，而他们也一定会踏踏实实地去实现协议。”史蒂夫说通用已经“非常努力”地去迎接挑战了。

　　这也是为什么通用会派出强大的队伍赴哥本哈根参会的原因所在——他们活跃在哥本哈根，部分是为了促成一个全球统一的碳交易市场，这样他们将面临一个规模空前的市场。

　　史蒂夫拿起桌上一瓶可乐做了个简单的比喻：在需要为“碳”付成本之后，为了生产这瓶可乐，要释放一定量的温室气体，而要减排到规定量，这家可乐生产商A企业就要付出10美元，而另外一家B企业可能付出5美元，但是C企业只需要2美元就可以达到规定减排的量。这就是生意——因为可乐生产商A企业可以支付3美元给C企业，购买碳信用（Carbon Credit）完成减排任务，C企业为此赚了1美元的纯利润。

　　“这就是一条完整的价值链。在‘后2012年’，你会看到新能源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或许整个经济转型需要20到30年，但是结果一定是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的黄金年代。”史蒂夫说。

　　“假设5年前你和任何一个人说中国在新能源或是应对气候变化上走在前沿，别人都会觉得你疯了——我也会这么觉得。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史蒂夫认为“青蛙跳”（leapfrog）可以最为形象地解释中国的情况。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政府的态度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史蒂夫用“很棒”来形容通用电气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关系。

　　对于能效以及新能源的研发，通用电气投了50亿美元。史蒂夫三番两次提及50亿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按照现在的协议，工业国家只同意在未来三到四年内每年援助100亿美元，那可是全球的盘子，而通用仅是一家公司”。

　　史蒂夫认为先期的投入，让他们成为先摘果子的人。“别人还在等着做决定，而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