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章玉贵

　　在这个财富喧嚣、快钱意识泛滥的时代，传统工业由于边际利润率日益递减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弃儿；曾经的工业新宠——高科技产业，也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而使部分工业资本家逐渐对其失去兴趣；甚至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能源等，也由于金融资本的深度介入而面临自身价值链的扭曲。放眼全球，无论是财经领袖、厂商还是普通市场主体，其思想意识普遍浸润着美欧的财富观念。

　　就迪拜危机的标本意义来看，这场发生在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财富模式与财富观念的危机。自从300余年前，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以来，财富观念和财富模式一直为欧美所定义。在工业化初期，80%的财富来源于劳动和土地，劳动和自然物质共同构成使用价值的源泉；而劳动者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的重要性在于为劳动创造条件。工业革命不仅改变着生产方式，而且带来了财富模式与财富观念的革命。资本运作日益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形式。大约80%的财富来源于市场主体所控制的资产溢价。于是流动性大小成为衡量财富增值水平的重要指标。尤其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当虚拟经济大行其道时，世界财富观念更演变成对金融资产的追逐。实体经济和货币、股票以及债券共同构成了财富的四大生态。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财富增值中的作用被无限放大。不过，金融投资终归只是为劳动创造条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在唯利是图的某些市场主体眼里，这却成为创造市场价值的最优和最快的方式。难怪西方学者阿尔贝尔一针见血地警告：“资本主义越是成为短期财富的创造者，就越会成为长期社会价值的破坏者”。回顾30年来美国经济演化历史，在以美元为中心的支付体系和无休止的金融创新的卵翼与支撑下，极度繁荣的美国金融业在缔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财富繁殖速度的同时，也把本应是经济发展最扎实根基的实体经济挤到了一边。以至于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和美国政府的经济高官认为，仅靠金融资本就足以统领全球经济。特别是在金融自由化的号角下，以高盛、摩根士丹利、花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断扩充实力，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全球衍生金融产品的市值一度高达600万亿美元，为全球年GDP的12倍。虚拟经济的极度膨胀不仅是诱发全球性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堰塞湖”，而且大大扭曲了整个世界的财富路径。

　　迪拜就是深受美欧财富观念与财富模式影响的中东样本。迪拜本身不像阿布扎比拥有雄厚的石油产业，但雄心勃勃的迪拜财经领袖相信，经济的繁荣和财富的增值完全可以通过建构中东的华尔街来实现。于是迪拜利用其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服务经济。尽管在较短时间内就建成中东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和转口贸易中心，并投入3000亿美元到物流、房地产和休闲领域。但由于受到资源禀赋的约束，迪拜主要依靠资本运营来发展经济的财富路径并不扎实。因此，只要房地产泡沫破灭，资金链断裂，经济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

　　迪拜危机是危险的，但鉴于其有限的经济规模和经济影响以及可能取得的经济救助，因此危机应该还是可控的。真正危险的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财富观念和财富模式，也不同程度发生了扭曲。本来，在这些国家的财富结构中，实体经济的比重较大，但近十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财富生态发生了巨变。以股市和楼市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迅速膨胀，经济发展步美欧后尘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在中国，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固然是经济全面崛起的题中之意，房地产的蓬勃发展也构成了经济繁荣的重要支点。但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新兴经济体，如果在实体经济基础不很巩固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服务经济层面上，将更多的经济资源与要素投入到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与国际资本控制的金融与其他服务产业中，尽管会带来短期财富快速增长的表面繁荣，但潜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一点也不容忽视。如今，在投机盛行的房地产行业，市场秩序已被破坏，部分既得利益者在攫取巨额财富后正利用政府对房地产泡沫可能破灭的顾忌直接或间接地绑架政府决策。但是，只要是泡沫，迟早要破灭。20年前不可一世的日本，其泡沫经济破灭的教训，理应值得中国时时引为镜鉴。“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这样的高昂代价，我们无论如何是担负不起的。

　　笔者一点也不怀疑金融与产业革命结合所产生的巨大财富效应。只是金融一旦俘获了实体产业，投机便成为创富的主要手段，社会财富结构势必严重失衡，整个国家也将处于系统性风险爆发的临界点。因此，作为负有“守夜人”职责的政府，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