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普伦德(John Plender)

　　经济学家、华尔街资深政治家亨利·考夫曼证明，那种认为无人能预见到金融危机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并非唯一一位发现金融体系和央行观念中存在结构性缺陷的人士。不过，他比大多数人都发现得更早。正是这些缺陷引发了过去两年的灾难。

　　有些人认为，央行的一项重大任务就是在聚会进入高潮之时把装满宾治酒的玻璃杯拿走。在他的最新着作中，考夫曼再次与这些人站到了同一战线。这种观点在艾伦·格林斯潘当上美联储主席之后便过了时。作为一名自由市场的狂热信徒，格林斯潘认为很难辨识信贷泡沫，无论用何种方式戳破这些泡沫都是危险的，因此最好还是在事后收拾残局。

　　我们现在知道，以这种自由主义的做法操控货币政策会让我们付出何种代价。此外，正如考夫曼所言，这种做法缺乏一致性。美联储往往在市场繁荣期放任不管，而当资产价格暴跌时极其积极地放松政策，并对过度举债的金融机构伸出援手。这种存在道德风险的双重标准，只会促生更多冒险行为。这也有助于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债务的激增以及当前的通缩威胁。

　　美联储对金融体系集中度提高的纵容，是考夫曼最大的不满之一。自1990年以来，美国十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资产份额已从10%升至逾50%。这些被认为“规模过大以致不能让其倒闭”的机构，对金融稳定和市场竞争过程构成了威胁。

　　我们近期获得的经验表明，正如考夫曼所预见的那样，这些机构不够透明、难以管理、内部充满利益冲突。它们还过于依赖存在缺陷的经理人激励机制以及错误的风险管理模式，后者（在建立时）对新产品方面的历史参数过于倚重。

　　考夫曼的偏见理由充分。他对理论经济学家对“高效”资产负债表的嗜好不感兴趣，这种资产负债表导致企业在经济衰退时丧失清偿能力。他认为，被民间视为英雄的央行官员们存在某种根本性错误。金融架构的变革，致使制定货币政策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考夫曼担心，美联储长期以来对此存在低估。因此，美联储花了很久才认识到信贷危机的整体规模，这并不足为奇。

　　考夫曼关于银行业的核心见解虽老套而简单，但十分深刻：因为银行主要通过短期存款和微薄的股本基础为自己的运营融资，所以它们必须在自身的创业动力和受信责任之间寻找平衡。哪怕是在形势最好的时候，这种平衡也难以捕捉。一旦失衡，金融危机就会导致整个社会走上大政府和社会主义的道路，甚至更糟——类似纳粹德国出现的局面。考夫曼是在1937年逃离纳粹德国的。

　　这本书提供了哪些补救措施呢？考夫曼长期以来一直信奉“狭义”银行业，即有担保的存款应该只投资于低风险资产，而高风险的金融活动应该由无担保的基金提供资金。他表示，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从来都不该被废除。

　　他补充道，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本基础需要极大扩充，对债务更为有利（相对于股权）的税收偏见应被消除。规模过大的金融集团应该瘦身，并被强制分拆资产。或者应该通过收紧监管和限制措施，迫使这些集团朝“公共事业型”银行业模式转变，变得非常健康，从而不会倒闭。如果披露机制不能得到显着改善，考夫曼认为有理由将信用评级工作交给监管机构负责。

　　推进这项工程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央行官员们应该回归传统道德准则，磨砺自己操控宾治酒杯的能力，而其余人应该意识到：更广泛的金融界必须有这样一种认识，即随着分析和风险管理的定量技术成为主流，金融历史遭到了过度的忽视。

　　成为一名金融预言家的职业风险在于，不可能准确预测出泡沫何时会破灭。这意味着，那些务实的市场从业人士往往会对早期预警半信半疑。考夫曼曾在背运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担任董事，而雷曼的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Dick Fuld)却未能听从这位卓越的经济学智者的警告，这实乃一件憾事。（本文作者系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Quintain plc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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