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茵

　　

　　在中国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今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出一轮牛市，股市相关的石油、有色类股的表现也同样夺人眼球，未来经济的V型反转能否持续？中国因素影响下的大宗商品市场未来走势如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认为，在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同时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也将持续。

　　中国证券报：2009年已经过半，中国经济增长的表现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但目前对于经济复苏的力度以及可持续性，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您怎么看？

　　卢锋：重视经济回升仍面临基础不稳因素，这确有一定道理，避免由于过早改变扩张性政策导致保增长出现反复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系统分析宏观经济回升表现和根源可以发现，目前V型走势根源确实可能存在后续内推力。

　　近来经济复苏的突出特点，在于上半年信贷增长近30％，比2008年15.9％的增长率提升10多个百分点。信贷超常增长推动强劲复苏，显然不能完全由财政刺激政策解释。

　　中国经济对刺激政策的超常敏感性，还是与中国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这个国情特征有关。这个发展阶段，为实施投资主导的刺激政策提供了便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得益于体制转型效应，中国家庭和政府部门财务状态良好，银行和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强健，在实行大规模扩张刺激政策时受到财务约束较小。所有这些，为配合和呼应短期总需求刺激政策提供了独特的有利条件。

　　1998年，中国银行系统普遍资本金不足，并受到估计高达20％－30％的坏账率困扰。目前，中国商业银行资本金普遍充足，2008年坏账率不到3％。企业财务状况也有利于顺利复苏。贷款实际利率也不低，但资本回报率相对较高，有利于快速启动投资。

　　中国证券报：在最新公布的朗润预测中，中国经济第三季度的GDP增长将达到8.9%，CPI仍旧为负，同时投资仍在高位，对于这些数据所反映的经济特征您怎么总结？未来货币政策是否面临调整的可能？

　　卢锋：概括23家特约机构专家对我国今年3季度宏观经济走势特点的看法，我总结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强劲回升，投资猛烈增长，进口跌幅收窄，利率汇率稳定”。对海量信贷扩张以及经济过度刺激的潜在风险，是需要加点小心，并通过政策适当调整对“苗头性”问题发展加以防范和对冲，如信贷增长过快刺激投资和总需求反弹过快，超出经济可持续增长要求的范围，不久可能会带来经济增长过速和显著的通胀压力。由于这次信贷增长较大部分用于中长期投资，将来回调会面临较大约束。

　　中国证券报：大宗商品的价格近期涨幅明显，您认为主要特点是什么？

　　卢锋：新世纪初年国际商品市场发生前所未有的剧烈波动，如CRB价格指数从2002年5月的211增长到2008年6月的476，六年增长1.25倍，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最大涨幅之一。（下转A07版）（上接A01版）随后急剧下降到2009年2月的311，33%降幅是半个多世纪的最剧烈下跌。今年3-5月反弹17%回升到365点位。

　　这一轮波动有几个特点：一是金属类商品价格波幅最高，二是CRB指数没包括的原油价格波动幅度在大宗商品中名列前茅，三是国际海运费用尤其是干散货运费同时出现大幅波动。

　　中国证券报：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是否是供求关系失衡导致呢？

　　卢锋：从供求关系角度看，除了原油部门由于一些国家大油田“衰老”显示供给面负面冲击，2002-2007年前后价格飙升主要驱动力应是需求面因素变动。2001-2007年间全球石油消费增长11%，铝材增长51.4%，铁矿石增长68%，铜增长18.4%，干散货海运量增长45%，比早先时期平均水平显著提升。大宗资源商品短期产能扩张受较大限制，增加产出边际成本上升较快，供求关系变动推动价格飙升。

　　中国证券报：国际金融炒家以及贸易商投机囤货加剧商品价格波动，这一特征在今年是否突出？

　　卢锋：这次价格飙升和下跌也确实伴随着指数投资者和金融投机者的行为。他们不是一般的实物需求者，他们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非常大，数以千亿美元规模的资金进出，会导致价格的过度波动。特别是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下跌后，价格随之暴跌。世纪初美元贬值和流动性过剩，商品衍生品市场金融投资者大规模资金进出，对价格剧烈涨落发生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理论角度看，理性投资者也有可能导致价格的波动。他们较早的购买行动能够带动激活正反馈交易进程，投资者参与者增加可能放大价格对于基本面所决定的市场行情波动。

　　另外，商品衍生品投资市场受到少数国际大投行的影响较大，具有寡头市场结构特点，空前规模金融投资者的参与会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价格偏离基本面波动，也就是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我认为目前主要是需求推动大宗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但在给定这一基本面的情况下，投资炒家也会放大波动幅度。

　　中国证券报：“中国因素”在这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中起了多大作用？

　　卢锋：中国因素主要表现为我国目前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我们在经济追赶过程中派生出对资源性商品和海运量的需求，并且增长较快，这在全球供求平衡关系中具有关键影响。

　　从我们的消费量来看，2007-2008年我国原油消费量是10年前两倍，铜和铁矿石消费量是10年前的三倍，铝消费量是10年前的四倍左右。2002-2007年间我国钢铁产量从1.82亿吨增长到4.89亿吨，增量为3.07亿吨，占同期全球钢铁产出增长4.4亿吨的70%。

　　2002-2007年我国四种矿物原料——铜、铝、原油、铁矿石需求增长对全球消费增量贡献比分别为51%、56%、89%和33%。同期进口和出口海运增长全球增量贡献比分别为43%和20%。

　　中国证券报：上半年我国在这些大宗商品上的进口数量不断攀升，对于大宗商品需求还将增长多久？

　　卢锋：我们的一个简单判断是，我国未来10-20年间城市化工业化高潮过后，对大宗商品需求增长才会最终见顶并随后逐步回调。我们国家的人均GDP水平从现在的8000美元（用PPP方法换算）增加到发达国家水平2万美元的时间，大概需要15年的时间。

　　中国证券报：商品价格波动和海运费的飙升对我们经济运行会产生哪些不利影响?

　　卢锋：我国能够在开放市场环境中，通过国内生产和国际贸易，大体满足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对大宗资源性商品急速增长的需求，说明市场取向开放发展模式阶段性成功。然而商品价格波动也对我国带来一系列新挑战。例如进口价格上涨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造成压力，贸易条件恶化对国民福利带来不利影响，定价谈判以及海外并购给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带来新问题。

　　中国证券报：在大宗商品持续走牛，而我们需求也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我们国家有什么应对措施呢？

　　卢锋：未来调整方式可能具有多样化和长期性。一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对中长期供给面积极反应和调整；二是加强和改善对商品衍生品市场的金融监管，限制过度投机放大价格波动；三是鼓励企业学习逐步“走出去”，在全球范围更好地配置资源；四是提升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度，降低大宗商品需求波动幅度从而避免面对国际供给线过于陡直区段；五是探求替代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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