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是扩大居民消费；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

　　□ 本报记者 闫立良

　　“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要解决这个问题，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是一条途径），但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能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央行行长周小川在7月3日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上表示。

　　 周小川指出，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十分复杂，既有宏观方面的成因，也有微观方面的因素。这次危机始于华尔街，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微观因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微观层面的顺周期因素，信用评级机构、盯市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问题，金融机构贷款发放标准松弛、杠杆率过高和公司治理等问题，衍生产品发展过度、发起配售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存在混乱，等等。这些因素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得相当突出，同时也证实了疏于监管的危害。因此应高度重视，克服这些缺陷和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周小川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不平衡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合理的特点，就是收入相对较低国家储蓄率高，而发达国家富裕人群过度消费。

　　 他指出，中国储蓄率过高，美国家庭储蓄率过低，两国都应该进行改革。中国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今年5月美国家庭储蓄率已上升到接近7%，但这能否代表持久性的发展，还需要谨慎判断。一般来说，结构调整都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国还有公共部门的赤字问题，特别是大家非常关注美国医疗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今后美国总储蓄的走向。

　　 相比于美国，周小川认为，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1992年为20.3%，2007年为20%，期间有些波动，低的时候到17%，但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一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

　　 在分析中国企业储蓄高的原因时，周小川指出，这和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有密切关系。农村富余劳动力寻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会，并逐渐在沿海和城镇、在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环节就业。这实质上是一个城镇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劳动力成本始终是相对较低的。此时，农村劳动力决定是留在土地上还是进城，主要取决于务农和进城务工之间的比较利益，而其它方面政策的影响相对较小。

　　 另外，公司部门的利润较高，缘于股权分布结构，广大劳动者只分享到较少的公司利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企业上市时要划转部分国有股给社保基金的原因。步子还应迈得更大一点以便能让公众能分享公司部门的高收益。

　　 周小川强调，中国结构调整的最优选择当然是扩大居民消费，这将直接拉动内需并降低总储蓄率，但做起来难度很大。在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一时得不到显著变化的情况下，一个次优的选择是维持和扩大投资率，当然要找到有效的方向并能防止浪费，那么，总储蓄减去总投资的剩余量（储蓄剩余）就不会那么大，不致对国际上造成显著的影响。显然，工业投资过多会导致产能过剩。中国尚有一颇具潜力的投资领域是城镇化发展，它为未来的人口迁移、消费条件和服务业发展打下基础。毕竟，中国的城镇化是未来将持续多年的发展趋势。

　　 周小川指出，解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较现实的混合型出路可能是：中国通过加大改革力度，扩大消费，城镇化取得重大进展；但考虑到中国储蓄率基数相当高，还可能会有部分剩余储蓄，希望能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持，以使全球生产率和收入分配得到改善，带来更普遍的全球增长。同时我们也强调，这种增长应是绿色的增长。另外，从人口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也将是全球总需求的重要来源。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