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婷

　　业界一直惊讶于一南一北两家出版企业的上市进度，尤其是奇怪在全国并非数一数二的安徽出版，何以能够赶在经济危机到来前借壳成功。但如果要是你笃信“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这句话，就不会对他们的上市感到惊讶。在采访王亚非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停地盘旋着这句话。

　　从2003年开始，文化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在明确了整体思路和方向后，从2005年开始，全国各地方出版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转企改制活动，安徽出版社也投入了这一洪流之中。恰好在这一年，时任安徽省外贸厅副厅长的王亚非调任安徽出版集团，搞企业、干实业出身的王亚非了解企业的特点，也明白“事业单位转企”过程中的难点和盲点所在，在主抓集团改制工作时提出“要改就要彻底改”，一切财务、人员等问题都不回避、不保留。

　　恰好在改制接近尾声的时候，同在安徽省内的科大创新决定寻求新的战略合作者，提出的要求是在省内，最好是与中国科技大学高校背景有一定相关性的企业。就这样，安徽出版浮出水面，进入了科大创新的重组视野；同时受到文化体制改革政策背景的支持，安徽出版终于成功借壳。

　　“改制之前没想到借壳上市，但由于我们改得彻底，股权结构、资产状况、财务数据、管理体制等各方面都符合重组要求和上市公司标准，所以稍做完善就通过了监管部门的审核。”王亚非说。

　　在人生的旅途中，你永远不知道上帝会为你开启哪一扇门，但你要努力去寻找开启门的钥匙。这一道理自然适用于企业。如果说，在上市的过程中，时代出版是按照这样的宗旨行事得以成功；那么上市之后，时代出版也需要通过改革和努力来打开发展空间。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市场预计将推动新一轮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目前，世界各国文化产业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不等，美国是25%左右，日本是20%左右，欧洲平均在10%—15%之间，韩国高于15%，而我国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6年仅为2.45%，2007年也只上升到3%左右。此外，经初步测算，2008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但与国外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文化产品的人均消费量相比较，仍然明显偏低，因此，我国文化消费市场空间巨大。

　　凡是有利于提高文化企业竞争力的事情，就一定是符合文化体制改革精神的事情。但是，尽管这个大方向人人都知道，但具体的政策却迟迟没有动静。在这种情况下，时代出版仍然“先做起来”：先提出自己在跨地域、跨媒体、跨资产整合方面的思路，然后等待机遇，相机而动。

　　这种做法又一次见到了效果。就在4月里，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财政部相继出台政策，明确了对文化体制改革服务的若干措施。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看到许多工业企业通过政企分开、改制上市，产业和企业都焕发出活力。而文化传媒产业刚刚开始进行企业化转制，可以说整个行业还是一片处女地，未来提升的空间必然很多；而我们作为先行者能够参与其中，能够得到的也会很多。”王亚非说。

　　到时代出版工作三年，王亚非给人留下的印象首先是个严格的领导，对下属要求“今日事今日毕”；而在出版单位工作，与出书人打交道，王亚非的文人情怀也被融合、激发，他会在春雨霏霏的时节站在黄山之巅感悟生命，也会在古籍与经典中重新审视徽文化中的精髓。

　　“在状态，有激情”是他对下属的要求。他得意地说，出版社的社长和总编辑激情都被他激发出来了，肯定能干好事情。纵观近几年行业发展，出版社的竞争越来越归结为人的竞争，即写书的人、编书的人和卖书的人，掌握了这三种人，就掌握了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王亚非说，下一步，时代出版要在“人字诀”上下功夫，跳出“股权激励”的框架，探索培养人和激励人的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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