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凯

　　我在2003年出版的《市场的真相》(The Truth About Markets)一书中写道：“历史会证明，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是让数百万美国人富裕起来的人———还是不忍心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假想出来的人”。如今，历史给出了答案。

　　许多人在信贷危机中名誉扫地，尤以格林斯潘为最。像许多经济学家一样，我阅读了他2007年9月———恰逢危机爆发之时———初次出版的自传。我认为，带着更多的后知之明，在长途飞行中重读这本自传是一个好时机。

　　事情往往是，一本书所告诉我们的未必是作者的本意。这本自传分成了两半，内容和文体都是如此。第一部分是自传，相当吸引人；在第二部分，格林斯潘描述了他从自己显赫的职业生涯中汲取的教训，但基本都是陈词滥调。相较于经济方面，格林斯潘更具政治才华。他那著名的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目的是满足其形形色色的支持者，而非隐藏更深刻的思想。

　　我不确定格林斯潘现在是否还会写：“抵御欺诈和资不抵债的第一道、也是最有效的一道防线是对应机构监督。例如，摩根大通(JPMorgan)在放贷前会彻底审查美林(Merrill Lynch)的资产负债表。它不会指望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来核实美林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承认在任内所犯的错误，格林斯潘让自己在金融界出了名。特别是他承认，金融机构及其雇员对当前自身利益的追逐，终究不能保证这些机构的长远健康发展。

　　从格林斯潘自己的分析来看，问题本应很明显。在关于银行监管的讨论中，他一开始就表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药剂师有多么信任”。这个例子确实惹人注目：药剂师的错误或不道德行为很容易让我们受到伤害。他指出，制药业说明了信任和声誉在现代经济中的关键作用。我们为何如此欣然地就付出了信任？因为“我们不是傻瓜。我们指望交易对手的自身利益”。

　　但这几乎完全没抓住要点。我们信任药剂师，并非由于我们指望他或她的自身利益，而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受到严格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依赖于药剂师保护自己声誉的长远自我利益。但在我们以前从未去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光顾的药店买药，我们同样很放心。我们对药剂师的信任，首先源自我们有充分根据的信念：多数药剂师为凭良心做好工作而自豪；其次源自我们的认知：职业培训和规章制度增强了他们的专业精神。

　　格林斯潘认为，“政府监管无法替代个体诚信”。当然，他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个体诚信并非性本恶或性本善这么简单：我们在一个可能支持，也可能不支持适当行为的社会性和监管环境里行事。这就是我们在药店和在交易所观察到的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的原因。

　　格林斯潘所推崇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清楚地描述过这种差异。斯密正确地注意到，当我们按处方抓药时，并不依赖于药剂师的仁爱。但———斯密常常这样———你需要依据环境来理解这句话。斯密关心的是如何区别为彼此带来回报的商业交易，与在合作和监管框架外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在抢掠果园时，一只猴子会把水果扔给另一只猴子，直到把水果贮藏起来，但在瓜分战利品时总会出现争夺战，而通常会有一些猴子丧命。”斯密这样写道。他或许讲的是投行发奖金的时刻。

　　(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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