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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第二波:各国央行不能承受之重(2)

  欧洲德克夏金融集团首席风险官张鸿飞认为,目前恐惧和所谓的“安全投资转移”导致长期年溢率已升至4%,随着美国政府国债发行量的增大、资产负债表的膨胀,这一数字将继续攀升。主权国家的债务违约主要表现为大量发行货币导致的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美国金融业的几乎解体迫使政府将私营企业的信贷风险转嫁到公共部门,也就是说,信贷风险转移成通货膨胀风险,目前的债务将在今后以贬值的美元偿付。

  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究竟会面临通胀还是通缩,存在着一定的争论。不过可以认定美国现在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名义GDP有上升趋势,长期则面临下降压力。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在经历政府信用取代市场信用的过程,并没有通胀危险的担心,因为美国印出来的钞票流向了国外,而且印钞票转向通胀需要经过市场放大的过程,而现在的政府流动性不足以刺激市场流动性,所以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通胀压力,预期这轮经济危机将在今年年底见底。

  对此,向松祚认为,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会很漫长。如果将整个地球看做一个国家或一个封闭经济体系,那么这个经济体系现在都在疯狂增发基础货币,然而全球经济短期内必然出于“债务-通缩”的困境,即使银行可以从中央银行得到大量资金,“惜贷”的现象依然严重,因为恐慌情绪还没有消除。短期内的“债务-通缩”周期所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经济衰退和通缩。“我们必须认识到:美联储的零利率政策、财政部的巨额赤字和天文数字般的国债增发,必然造成通胀预期死灰复燃,长期利率迅速飙升。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短期内是衰退+通缩,长期而言,极有可能是衰退+通胀。通缩将至少贯穿今年全年,通胀预期最快明年初就可能逆转。如果形成长期衰退+通胀,像上世纪70年代的‘滞涨’,那将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向松祚说,看不出目前伯南克有什么高招可以避免如此糟糕的结果。

  曾担任世界银行以及巴西、韩国、阿联酋、墨西哥等多国政府金融顾问的范尼罗素(Frank Veneroso)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在去年6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即描绘了宏观经济负债总量对GDP的比率曲线,在1930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的1934、1935年左右,这一比率才达到峰值。尽管如今银行纷纷收紧银根、信贷市场愈发萎缩,这一指标却还在上升,参照1930年的经验,这轮危机的拐点出现还需时日。范尼罗素同时指出,以往战后房价回调的平均值是35%,也就是说,当美国房价下降35%的时候,房产按揭市场将会被整个拖下水,违约和止赎将会在短期内激增,这将最终导致总负债对GDP的比率掉头向下。路透社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这个时间点将会是2010年。

  谢国忠在被问到相关问题时表示,政府负债对GDP占比对金融危机没有多少参考意义,比如日本的国债多为内债,美国多为外债,这是与美国贸易顺差相关联的,放在一起比较并不合适。

  王庆也表示,就政府负债对GDP占比这一指标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警戒线是60%,发达国家没有警戒线。美国政府现在的做法是要加快这一比率的上升,因为从1930年金融危机来说,政府反应太慢、没有迅速有效地拿出财政刺激方案,是导致那次金融危机延续那么久的主要原因。

  向松祚指出,日本的政府负债对GDP比重最高达到了180%,美国目前还不到90%,其中近12万亿美元国债中外国投资者持有的大约是2.5万亿美元,但是内外债主的行为和心理会相互影响,会共同左右这一指标的变化。衡量危机见底不能单看哪一个指标,而是要看多个指标。美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系,总体负债是GDP的4倍多,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假若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失去信心,美国国债市场崩溃,那将是真正的灾难。”向松祚说。

  对中国影响有限

  第二波金融危机可能蔓延,而在被问及中国将受怎样影响的时候,清华大学国际贸易与金融系系主任宋逢明教授指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没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的核心是流动性危机,它是从商业银行系统爆发出来的,而我国及时进行的商业银行系统改革,很好地杜绝了银行的坏账率达到财务技术破产水平。另外,金融学是基于预期的科学,次贷危机之所以来势凶猛,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地预期到,但现在各种危机言论见诸报端,说明老百姓都在关注这件事,而预期到就可以开始着手控制风险,各种措施可以进行准备,专家们也必然能拿出很好的应对方针来杜绝更严重的情况发生。

  王庆指出,随着欧美国家经济放缓,进口需求下降,现在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产能过剩,需要靠内需刺激吸收和调整产业结构来化解。接下来面临的还会是同一问题,需要刺激内需的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内部的大规模危机则不可能存在。投资方面则应由美国国债向大宗商品和原油等资源转型。

  关于美国国债对中国的影响,向松祚认为,从纯经济角度看来,美国货币有贬值风险,投资美国国债已变得很不安全,但一个国家的对外金融货币政策总是与其他战略彼此牵连,因此购买国债更多的是国家从政治角度出发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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