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并没有错，敢赌，既是成就之源，也是风险之源，这是商人都知道的常识。黄的独特之处其实不仅在于敢赌，还在于他对财富的饥渴感。一个饥渴的人不会在乎条条框框的限制。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国有商场里拼得自己的一块生存空间，到21世纪初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对传统国有企业的骇人听闻的大绞杀，黄的营商之道处处体现为无所不用其极的凌厉风格。这样大胆出位的人如果早年为求生存发展而制造了“原罪”的话，完全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是，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哪一个又没有原罪？像黄光裕真正的问题在于，“原罪”时代的习惯，是否一直持续到了“去原罪化”的21世纪，是否由被迫的求生行为，变成了主动的暴利追求。这一点，只有黄光裕本人和调查他的官方机构才知道。

　　其实，就营商而言，黄不选择做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经营者也无可厚非。对黄这种个性的企业家，如果市场上的暴利机会大量存在，要求他做一个苦心的“经营家”就未免是奢谈。就像蒙古帝国的前期，它们扩张的主要目的就是“抢劫”，到了后期“抢劫”的机会逐渐消失了之后，它们才把获利的手段重点地放到“经营”上来，即统治、管理帝国的子民并向他们征税。

　　在“企业家精神”和“赌徒心态”之间界定一个清晰的界限是很困难的，二者更多是一种平衡的艺术。那些取得持久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是审时度势、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平衡点的人。

　　管理自我欲望永远都是人们所面临的极大难题，这也是企业家的心魔所在。对财富的饥渴何时是个尽头？怎样做到内心欲望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我想，这绝对不是简单地喊一声“惩罚原罪”或呼吁“苦心经营”就能解决的。在这个社会结构急剧变化、财富地图不断改写的时代，可以肯定，还有更多的企业家，因为无法平衡对财富的饥渴感而铤而走险，最终亮起红灯。

　　(吴阿仑为 《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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