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红漫

　　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

　　经济学博士

　　政策导向和市场数据之间的矛盾显得非常突出。从调控政策导向看，以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为标志，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导向分别被界定为“积极”和“适度宽松”。随后从国务院到各部委相关会议陆续出台了各项保增长的经济措施，所涉及的最大投资规模达到4万亿元之多。

　　与之相对应的是，陆续公布的10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却是不容乐观的。不仅CPI和PPI的涨幅回落迅速、广义货币M2的增速低于合理速度，更为关键的是涉及实体经济的指标数据也趋于衰落。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数据就是，当月我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083亿元，同比增长22.0%，增速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这是连续第三个月出现增幅回落；而反映工业企业生产状况的工业增加值，增幅仅为8.2%，较去年同期大幅回落9.7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这一工业增加值数据对应的GDP增速仅为6%！

　　一方面是定位积极且规模庞大的保增长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市场自发运行状况的不振，两厢的博弈已然拉开了帷幕。如何判断和把握两者间对于市场运作的具体影响和时间长短，将直接决定着经济周期调整中的机遇把握。

　　基于理论的判断或许只能得到一个相对模糊的结论。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观点，经济周期波动是不可抗拒的规律，理想的外部宏观调控政策固然能够减少波动的幅度，但是无法改变波动规律本身。而且由于调控部门很难做到“精准制导式”的调控，因此“好心办坏事”的政策结果也并不少见。概因从理论出发，往往市场投资者容易长时间保持固有的思维判断，从而人为地延长了经济衰退和经济过热的时间。这又反过来更加强化了对调控政策怀疑的观点，形成恶性循环，让政策效果面临更大的考验。

　　事实上，理论的分析往往会出现僵化的误区，对于此次中国“保增长”的经济调控措施，我们应该秉持更加乐观的政策态度来观察，切不可因为一时的周期波动而忽视政策的积极效果。

　　得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根据投资拉动经济周期变化的重大作用。历史经验表明，政策性投资资金注入只是发挥了一个引子的作用，初始的投资规模最终会通过“乘数效应”形成倍增的结果。十年前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严峻局面，调控部门也曾经秉持“积极财政政策”的导向，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事后的数据测算显示，其时的投资乘数达到了1：2；也就是初始投资最终能够形成三倍的投资总量。据此来判断，4万亿元规模投资资金的注入，共可以形成合计12万亿元的投资总量，这相当于中国年度GDP总量的一半。即便这一投资效果需要历经两年才能够完成，但是最终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大显而易见。

　　前述理论判断偏于悲观的关键在于有可能低估了中国调控部门的经济实力。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可供调控部门掌控的经济总量已经非常庞大，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反而在此时给调控部门提供了政策回旋的空间，也就是既能发挥大规模的经济拉动作用，同时又不用太过担心未来经济波动扩大造成日后的膨胀压力。纵观世界各国，这些经济因素几乎是中国所独有的。因此只要调控部门善用经济优势，敢于使用经济优势，就完全有可能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当下的困境。

　　虽然10月份经济数据看起来的确不理想，但是其现实参考意义并不是很大。调控政策的巨大变化始于11月中旬，固有悲观经济形势才刚刚开始面临积极调控政策的挑战。如果非要做出一个预测的话，那么按照财政政策三个月左右的政策时滞、货币政策半年以上的政策时滞来测算，可以大体判断最晚到明年上半年左右，相关的政策效果就能够在经济数据上得到积极的反映。以此来推论，始自去年10月份的经济调整，大概需要历经十七八个月左右就可以走出泥沼，这一长度与美国近些年的经济衰退周期时间也是基本吻合的。

　　数据让人悲观，经济形势也未见明朗。但是最起码的一点，积极政策已经封杀了资本市场进一步杀跌做空的空间，主流机构市场信心和投资心态也会而且已经随之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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