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翀

　　4日，针对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委此前对中捷股份、九发股份两起违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案件的处罚，北京法学界一些著名专家，齐聚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主办的“商法前沿论坛暨民营上市公司治理高层论坛”。是否赋予证监会对大股东违法占用资金予以处罚的权力，是否应追究及如何界定独立董事、外部董事责任，如何在类似案件中强化民事责任追究制度，成为专家们议论的焦点问题。

　　证监会处罚适当得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认为，近期证监会查处两案，非常必要和及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受到了普遍好评，表明了证监会对于处置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行为的严肃态度，对于保证上市公司股东合法权益，规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证券市场法制意义重大。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陈甦认为，证监会对两案的处理非常及时，处理结果非常得当。两案处罚均以信息披露违法作为主要违法事实，坚持依法办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处罚，“如果说中国证券市场有希望，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也提出，依据《证券法》的规定和建设法治政府的理念，证监会对于违法占用资金行为，的确没有行政处罚权。虽然社会上有议论认为以信披违法进行处罚或许嫌轻，但也应理解证监会依法办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处罚权的苦衷。

　　是否应予证监会违法占用处罚权

　　刘俊海认为，两案对行政处罚机制建设有所启发。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如果资本市场的确需要中国证监会行使公权力，以更好地遏制资金非法占用行为，则可以考虑由《证券法》赋予证监会对非法占用进行行政处罚的权力。同时，也要强化公司自治、市场自律的积极作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沈四宝也认为，从未来看，仅就信息披露违法对上市公司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进行处罚还不够，如果现有的规则不能解决行政处罚权的问题，则可以讨论是否应制定新的行政处罚规则，变信披违法处罚为直接的违法资金占用处罚。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树则认为，以信息披露监管入手对两案当事人进行处罚是适当的，信披监管可以成为资金占用等违法行为监管的抓手。从充分利用立法资源的角度来看，新的处罚授权可能也并无必要。

　　陈甦表示，对于侵占资金直接处罚的机制，恐怕难以有效设定。一方面，市场监管不宜深入到公司日常经营当中；另一方面，权限扩大也容易导致机构膨胀、事务繁杂。应将一些监督和维权的事务交给投资者，应当让其他的法律机制如民事责任追究机制也充分发挥作用，市场监管机构不可能也不应包办一切。

　　建议强化民事责任追究

　　王利明认为，行政处罚对于净化资本市场环境，维护股东权益，防止侵占等不法行为非常重要，但也要考虑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形成利益机制调动投资者参与监管的积极性，在行政部门之外形成强大的监管资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冰指出，司法机关作用没有有效发挥，民事、刑事责任追究没有落到实处，“其他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使得证监会的行政监管的职能凸显。同时，由于行政监管相对其他机制效率相对更高、成本相对更低，使得社会各界对监管部门寄托了较高期望，从这个角度来说，监管部门确有苦衷。

　　王保树说，目前追究民事责任的渠道是畅通的，公司法已经提供了相应的规则。在两案中，受到侵害的一方，包括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的权益。当然，目前在损失界定方面，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但不是不能解决。

　　刘俊海也认为，两案的处罚决定进一步激活了民事责任追究机制，具体包括：一是对上市公司承担的非法占用资金的侵权责任。如果有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掏空了上市公司的资产、但公司不提起诉讼的话，股东应有权利挺身而出，提起股东代表诉讼。二是对公众投资者承担的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责任。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蒋大兴提出，民事处理与行政处理、刑事处理应形成阶梯效应，民事处理应优先，在民事处理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行政处理、刑事处理可以出手，以此节约执法成本，促使当事人自己改正错误，是否刑事问责要适当宽容。

　　对于刑事责任追究，刘俊海指出，如何建立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联动执法司法合作机制是当前面临的很大课题。例如，公安机关在启动刑侦程序之后，证据转换面临较高成本，因此，可以考虑使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关口前移，统一取证，建立一个快捷高效的联动合法的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