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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伟 实习记者 汪然
“我们与华立药业(000607.SZ)、广州市健桥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广州健桥’)三者之间的故事可以拍成一部连续剧。”张开愚调侃道。
张开愚追随重庆通和制药有限公司(下称“重庆通和”)掌门人胡晓多年,他用一个比喻阐述三者七年江湖恩怨:重庆通和与广州健桥尚未办理离婚手续,“第三者”华立药业便直接与广州健桥同居。
正基于此,三方拉开了长达7年的的马拉松诉讼大战,先是广州健桥试图通过诉讼与重庆通和解除合营关系,进而拿回抗疟新药复方双氢青蒿素(Artecom)专利权。其后,重庆通和实际控制的重庆健桥医药开发有限公司(下称“重庆健桥”)转而起诉广州健桥新的合作方——华立药业侵犯自己的专利权,与此同时,华立药业亦拿出杀手锏——申请重庆健桥拥有的专利无效。
令人遗憾的是,华立药业与广州健桥之间的合作亦没有朝着双方希望的方向发展。在2005年上半年,广州健桥的李国桥等人开始另起灶炉,转而与广州新南方集团合作,成立了广东新南方青蒿科技有限公司。
至此,“一女二嫁”的剧情正式向“一女三嫁”过渡。
本报记者曾致电华立药业、重庆通和、广州健桥以及这场7年恩怨的见证者李国桥,但李教授表示任何误会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任何损害都可以通过法律得到相应赔偿,而自己没有必要对那段历史做出回应。
诉讼的种子
事后看来,“毕生追求青蒿素产业化”的胡晓与“在青蒿素领域德高望重”的李国桥10年前的那次握手为日后华立药业横遭诉讼埋下了种子。
1998年11月27日,重庆通和董事长胡晓与广州健桥法定代表人李国桥签订协议,双方共同发起设立了重庆健桥,其中,合营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重庆通和以现金方式出资600万,广州健桥以专利技术折价200万元出资,分别持有75%和25%的股权比例。
公开资料显示,广州健桥是由李国桥等人共同出资成立,而李国桥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广州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被誉为“青蒿素之父”。
在重庆健桥成立之初,广州健桥拥有的抗疟新药复方双氢青蒿素(Artecom)尚未获得专利权,不过,广州健桥已明确承诺,日后一定会将抗疟新药复方双氢青蒿素(Artecom)的专利权合法转移到重庆健桥旗下。
但财力上的捉襟见肘,令重庆健桥的发展举步维艰。
《重庆健桥1998-2001年新药开发及其他费用投资进度》显示,剔掉对广州健桥550万元的前期补偿款,1998-2001年重庆健桥的投入资金应分别为120万元、805万元、920万元、370万元,而上述资金应该由重庆通和负责筹集,并保证足额到位。
不过,胡晓与李国桥2001年的多封往来书信显示,李国桥抱怨重庆通和按合同约定支付给重庆健桥的研发费用一直未足额到账,重庆通和已经多次违约,重庆健桥属于“名存实亡”,自己则是“深感受骗”。
三方的接触
资金上的瓶颈令重庆健桥项目推进磕磕绊绊。而此时,重庆通和与广州健桥都曾试图引入财大气粗的华立药业以推动抗疟新药复方双氢青蒿素(Artecom)项目的顺利前行。
2000年上半年,华立药业与重庆通和进行了一次高级别的沟通,但却是无果而终。
张开愚表示,华立药业当时有意介入广州健桥和重庆通和的抗疟新药复方双氢青蒿素(Artecom)项目,而重庆通和提出的条件大致为:三方重新成立一个新公司,华立药业出资3000万元用于青蒿素的开发,但上述提议遭到华立药业拒绝。
不过,华立药业方面却是一个另外的版本,即当时重庆通和提出的要求非常离谱——“这相当于华立药业免费替他们(重庆通和)打一二十年的工。”华立药业内部人士说道。
而至少在2000年底时,华立药业已开始跟广州健桥进行过接触。
重庆通和国际营销主管张波表示,2000年11月4日至5日,重庆通和作为主办方,在重庆海逸酒店承办了“中国青蒿素成果产业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华立药业并未在邀请之列,但时任华立药业副总裁的周和平不请自来,在请示了董事长胡晓以后,重庆通和让周和平得以与会,而“估计就是那场会议,让华立药业与李国桥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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