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内部机遇缓解外部失衡

　　汇率制度在1994年并轨之后，中国迅速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大国。然而，自2005年以来，外汇储备猛增所带来的系列问题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估价人民币的币值。但是，如果国内低端劳动力市场过度竞争的状态不变，企业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压低工资来控制成本，从而将人民币升值的后果转嫁给那些人力资本和技能较低的劳动者。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中国目前的资产价格上升中有国际游资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一旦人民币真的大幅度升值，而且是一步到位地升值，那么，等待中国的将可能是国际游资大规模抽离，而国内资产价格下跌，巨额财富被国际游资卷走，这将造成中国巨大的财富损失！

　　很可惜，由于缺乏确凿的数据，我们至今还没有办法了解在经常项目顺差中究竟有多大部分实际上是国际游资。据观察，出口企业可能一方面高报出口货物价值，一方面高报国内采购价值，并给予国内供应商相应回扣，这样就可以用贸易的名义为国际游资提供进入中国的渠道。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之下，游资进入中国后便会投资于资产领域，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虽然没有数据证实这一事实，但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外贸领域出现的一些现象在2004年后出现了“突变”，如果完全是因为实体经济的因素发生变化，那么，外贸领域的变化更可能是逐渐发生的。

　　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宏观困境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很相似，同样的外贸盈余，同样的本币升值压力，同样的资产泡沫。也有很多人提出，如今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已经大为不同。但是，持两种不同判断的人们很少注意到，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重大的不同，而在笔者看来，这两点都与中国的结构性特征有关。

　　一方面，日本从来就是一个内需主导的经济体，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它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14％至25%之间，即使在外贸依存度最高的1980年至1982年间，也没有超过25%。当然，这与日本的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有关，日本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在六十年代中期就已经超过50%，而在外贸依存度最高的1980年至1982年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58.7%至59.5%。另一方面，日本长期以来是一个收入差距不大的国家，其基尼系数略高于0.3。相比之下，中国则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非常高、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换句话说，日本在缩小收入差距和启动内需这两方面并无太大回旋余地，而中国则有很大的空间通过内部结构调整，缩小收入差距，启动内需。换句话说，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内部结构失衡反而为缓解外部失衡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机会。

　　事实上，由外汇储备高企引发的一系列宏观失衡除了与人民币币值低估有关外，也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产品价格过低有关。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在2004年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民工工资几乎没有上升过，这与民工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缺乏有关。而1996年之后，城市部门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又对劳动成本产生了向下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为中国比较优势的来源，通过发展加工贸易，中国迅速成为新的“世界工场”和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但是，与劳动力市场过度竞争相伴随的是，中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城乡居民之间、城市内部的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持续扩大，劳动者在全社会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而企业则过于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缺乏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动力。

　　因此，除了适度的名义汇率升值以外，要化解中国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必须从源头上调整中国的内部制度性构架，要逐步地提高加工业的劳动力工资、资源消耗价格和环境成本。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保护劳动者权益，逐步提高劳动成本，改变中国过于依赖低廉劳动力成本的现状。也可以说，今年刚生效的《劳动合同法》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短期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甚至对劳动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但它将有利于化解中国的宏观困境，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笔者这样判断的依据是：第一，通过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依赖型”转变为“内需推动型”；第二，在劳动成本逐步提高的过程中，迫使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竞争力，也使得普通百姓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从而将经济增长方式从“低成本依赖型”转变为“创新推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