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应对“中国威胁论”

　　近十几年来，全球外汇储备增长迅速，10年以前仅为2万亿美元左右，而2006年则高达5.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就占1/4。海外有研究预测说，中国外汇储备将继续增加，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投入逐步水涨船高也就不足为怪，或许两年内中投公司的资本金从现在的2000亿美元增加到6000亿美元。

　　既要实现主权财富的积极主动的管理方式，以适应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趋势，又要防止中国投资威胁论，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例如，经过一年多的努力，QDII总额度只有421.7亿美元，可谓杯水车薪。传统的财政或央行（外汇管理部门）持有高流动性、低收益和低风险的外国主权债券为主的专项账户管理形式，在向建立独立于央行和财政部门的专业化投资机构的管理形式转变过程中，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只是从保守被动式向积极主动式管理进行重大转变的其中一个形式而已。我们应注意，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发展趋势，不但可以同样达到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的功效，而且还可有效缓解和防止中国威胁论，可谓两全其美、一举多得，那就是建立主权养老基金。

　　符合历史潮流，符合应对老龄化的趋势。利用庞大和过多的外汇储备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以缓解老龄化为社保制度带来的财务支付压力，这是十几年来世界各国的一个通常做法。尤其近几年来，许多经济体将其过多的官方外汇储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分离出来用于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已司空见惯，前有挪威之车，后有俄罗斯之辙，既完全符合应对老龄化的国际惯例，又可顺理成章地解决社保制度未来财务压力；既可实现官方储备的多元化投资以实现风险最小化的目的，又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引起西方政治家的疑心。所以，既是出于应对老龄化以满足未来社保体系财务能力的客观需要，大概又是由于防止威胁论等某些潜台词的深层考虑。新年伊始，成立于2004年的俄罗斯“稳定基金”于2008年2月1日正式改组为“国家福利基金”。改组主权财富基金“稳定基金”，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国家福利基金”，这是俄罗斯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其主权财富管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最新动向。其实，近几年来，俄罗斯对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进行了数次重大改革，已基本建立起三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体系，除了设有来自于一半财政税收的“零支柱”以外，强制性的缴费型第一支柱已改造为名义账户制（NDC），几年来的运行效果证明，这项改革还是富有成效的。

　　透明度比较高，淡化政治色彩。主权财富基金的天性便是其行动诡秘。例如，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最为神秘，人们对其6250亿美元资产规模只是一个估计而已，外界无人知晓其控制的真实资产的确切数量。不管G7会议，还是IMF；不管是制定最佳行为准则，还是强调自律行为，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度的要求最终结果必定是有限的，要求其像主权养老基金那样透明基本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应该的，更是不符合规律的。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当事国投资资产的价格波动，存在着股市风险溢价走低和推动股价上扬的可能性，甚至对非公开市场的资产价格也存在推动的可能性。于是，大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动向，因其敏感的政府背景，自然就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容易被认为带有难以挥去的政治色彩和特殊的战略动机，遭到来自当事国的百般猜疑和种种阻挠。

　　相比之下，主权养老基金的透明性却是与生俱来的，完整的年报和季报制度使任何一个主权财富基金都不可同日而语，向大众国民和国会议会进行定期陈述是其基金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澳大利亚的未来基金也好，新西兰的超级年金也罢，包括挪威的全球养老基金在内，几乎所有主权养老基金都有自己独立的更新非常及时的网络主页和年报制度，可随时查询，十分透明。从治理结构和财务表现，到资产组合和资金来源等，信息披露十分完善。主权养老基金说到底是一支普通的政府公共基金，是一个国际投资市场的财务投资者，它遵循的首先是商业化运作的原则，追求的是单纯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服务对象是受益人，政治色彩不浓厚，不容易成为散布“中国威胁论”的借口。

　　便于舆论监管，淡化大国恐惧症。从参与投资美国黑石公司的IPO，到购买摩根士丹利，新建的中投公司引起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小型经济体同类投资行为所引起的关注程度。即使小型经济体类似的投资也会招致当事国的极力阻挠和恐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新加坡淡马锡收购泰国他信总理家族控股的西那瓦公司（Shin Corp）行为，它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泰国民众怀疑新加坡有意控制其电讯战略产业，最终导致军事政变，他信由此下台。与小型经济体相比，中投公司遭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特别审查和无端阻挠，无端的恐惧有增无减，甚至有可能将形成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逆流。有研究认为，对刚刚建立的中投公司来说，如果过多地披露其投资动向，无疑会使自己陷于被动的局面，因此中投公司透明度的选择首先是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达到最低披露的底线，并建议说在目前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尚未正式推出主权财富基金的行为准则之前，我国应积极参与有关规则的制定，在规则中要争取体现本国的利益。笔者认为，这样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对中国来说，将过多的外储分流出来，用以建立主权养老基金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符合国际惯例的举措。因为在发达国家眼里，主权养老基金说到底还是一个养老基金，将其纳入到与其他养老基金和金融机构同等的监管框架之中顺理成章。相比之下，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结构和风险头寸等重要信息秘而不宣，对其监管方式便无章可循，无从谈起，对其产生恐惧感也就见怪不怪了。

　　发达国家主权养老基金比比皆是，而主权财富基金则凤毛麟角。从主权财富基金的区域分布来看，一是来自于新兴经济体（东亚一带出口外向型国家居多），二是海湾产油地区（主要是OPEC成员国），而第三类来自发达国家的则屈指可数，甚至可忽略不计，仅有的两例大概就是美国（阿拉斯加的永久储备基金）和加拿大（阿尔伯特）。相反，对主权养老基金来说，最悠久的养老制度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最发达的养老基金诞生于1940年的北美，最庞大的主权养老基金存在于当今美国，美国的联邦信托社保基金（OASDI）是全球最大的主权养老基金，近2万亿美元的资产几乎相当于全球财富基金的总和，全球养老资产几乎全部集中在OECD等发达国家；在全球10强主权养老基金的国家排序中，美国第一（2亿多美元），日本第二（1.3万亿），再其次是挪威（近3000多亿）、韩国（近2000亿）、瑞典（1000多亿）、加拿大（近900亿）、法国（近400亿）、西班牙（400多亿）、爱尔兰（240多亿）、澳大利亚（140多亿）。而在主权财富基金全球10强里，不但没有一例来自发达国家，没有一例与主权养老基金10强名单交叉重复（挪威是一个例外），而且中国名列前茅，排列第五，十分惹眼，换言之，拥有主权财富基金的10强里没有一国拥有或同时拥有主权养老基金。在这样一目了然的巨大反差下，在发达国家对主权养老基金的容忍度和认知度远远高于主权财富基金的背景下，面对雨后春笋般的主权财富基金，发达国家自然将之视为异类，甚至看作是外汇“饲养”的怪兽。但是，如果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则大有立地成佛之功效，成为还“汇”于民的天使。于是，中国建立主权养老基金，其结果自然就是防止“中国威胁论”的一个有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