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调整的路径选择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

　　对以往对外开放战略的评价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内部与外部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和变化，对开放也提出了新要求，这些都需要我们对已经推行了近30年的开放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新时期的新要求。本研究报告是为到2030年中国新对外开放战略的设计，勾画出一个框架性的思路。

　　改革、开放和发展是中国28年来的三大主题，在已经过去的28年中，对外开放既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力，也是解决经济发展矛盾的基本手段。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体制方面面临的巨大矛盾，是如何使已经持续了30年的传统体制顺利转轨。由于传统体制在意识形态方面拥有强大势力，以及长期“条块分割”所形成的部门与地方的独立利益，使中国在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经常面临着重重阻力，而中国通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使经济发展不断与国际的市场经济体制接轨，迫使传统体制所把持的领域不断受到外部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和压缩，从而使对外开放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基本动力源。到目前为止，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没有对外开放的促进，改革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从发展方面看，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二元”结构所带来的经济发展障碍。在建国后长达30年的经济发展中，中国由于采取了军重工业超前发展的特殊工业化战略，导致大量工业企业长期缺乏技术改造与更新，技术设备严重落后，而长期城乡分割的工业化政策，又导致在农村内部积聚了巨大的剩余劳动力，按照库兹涅茨等人的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发展中国家中，非农业部门与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最大为3.2倍，而1978年时中国为5.19倍。1978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拥有的固定资本已经达到了人均3000美元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却高达78％，是典型的人均收入200美元以下国家的水平。在国内资本积累能力极度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兼顾城市大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及时抓住了198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和东亚发达经济体产业升级的机会，大量吸引国际投资，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促进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创汇，大量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也为中国的工业结构升级创造了条件。在过去的28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累计创汇约1.5亿美元，吸引国际直接投资近1.3万亿美元，进口机电设备约3.6万亿美元，使中国的“二元”结构矛盾大为缓解，也极大地提升了国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创造出连续28年平均9.6％高增长的世界奇迹，若没有对外开放，这个世界奇迹也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看，也为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新条件，这主要是指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

竞争力正在逐渐丧失，制造产业转移一浪高过一浪，且下一阶段转移的重点将指向重工业。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还会持续20多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仍然会不可避免地拉大，从而形成发达国家的负储蓄与发展中国家的净储蓄相对应、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顺差相对应、发达国家的需求增长与发展中国家的供给增长相对应的全球新均衡格局，这使中国将在未来25年内面临着外需的持续高增长和外资的更大规模流入，因此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对外开放。

　　新时期对外开放面临新挑战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工业增长结构看“轻型化”的特征极为明显。1978年，中国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出的比重为57.8％，1991年下降到51.1％。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中国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在这一时期还处在以吃、穿为主的消费阶段，而政府通过调整发展战略取向，主动降低了积累水平，使中国的工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整个1990年代，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处在等待向住、行方向升级的阶段，一方面表现为自1990年代初以来居民储蓄率与国民总储蓄率显著提升，一方面表现为在等待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新的消费热点，消费市场增长和工业产出结构的变化都相对1980年代要缓慢得多。从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出中的比重变化看，到2001年上升到60.6％，十年间上升了不到10个百分点。

　　从2002年开始，中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消费结构明显表现出升级性变化，住宅和汽车成为新的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家庭，由此带动了自2003年开始的新的经济增长高峰。由于住宅与汽车消费主要依靠重工业支撑，导致重工业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此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进入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新阶段。2006年重工业比重已经上升到70％，比2002年提升了7.4个百分点，年均重工业比重上升也超过了2个百分点。从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到工业化基本完成期，重工业的比重一般都会上升到占工业总产出3/4的水平，也就是说，在未来20多年内，中国的重工业比重还会继续上升。

　　从资源需求看，重工业与轻工业最大的不同是，轻工业是以地表以上的农业资源为主要原材料，而重工业是以地表以下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为主要原材料，因此工业化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工业化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指向，就从地表以上转到地表以下。但是中国虽然国土辽阔，地表以下的资源蕴藏量却并不丰富，例如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石油蕴藏量却只占3％，以资源蕴藏比重与人口比重比较相差就更大，中国以人均计算的主要能源和矿产资源，除了煤炭以外都排在世界80位以后，这样就使中国在进入重化工业增长阶段后，不可能立足于本国资源来支持中国的重化工业进程，而是面临着日趋尖锐的资源短缺矛盾，也使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在2005年全球工业原材料用量增长中所占的比重是：铝50％、铁矿石84％、钢材108％、水泥115％、锌120％、铜307％、而镍更远超越307％的增长水平。从近3年看，也有相关报道说明，中国进口的铁矿石已经在世界铁矿石贸易中占有40％的比重，在世界新增原油出口中也占有40％的比重，而在世界能源与矿产品贸易中，中国已经占有20％份额了。

　　东亚地区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与中国内地的资源禀赋条件极为接近，因此也都采取了与中国极为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轻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并从国际市场大量换取资源。以日本来说，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的上世纪1970年代中期，初级产品进口在全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就超过了75％，并且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从人均初级产品进口看，则超过了1000美元。虽然自70年代以来由于科技进步，生产单位物质产品的能耗与材料消耗减少了许多，有利于减少资源进口金额，但是自新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加快，引起世界能源与矿产品的价格迅猛上涨，从石油价格看，以现价美元计算的单价已经比1980年代初期上涨了近50％，铁矿石价格上涨了2倍以上，金属铜价格上涨了3倍以上。由于在未来初级产品价格是上涨趋势，到2030年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的时候，人均所需进口的初级产品金额恐怕要增加到1500美元，以15亿人口计算就是2.25万亿美元，如果初级产品进口比重也在75％左右，则总进口可能超过3万亿美元。为了进口就必须出口，如果到2030年中国的出口也超过3万亿美元，则中国的贸易总额就要超过6万亿美元。

　　1992年中国出现粮食净进口，1993年出现了石油净进口，1995年出现了初级产品净进口，这一系列的变化已经预示着资源矛盾将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制约，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直到1990年代中期，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基本特征还是处在“轻型化”阶段，一方面由于经济规模相对比较小，以国内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产出还能够满足国内的需求，因此工业化资源匮乏的压力还不突出，但是到新世纪中国出现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后，国内资源产出就越来越不能适应国内迅速增长的需求了。从初级产品净进口看，1995年只有29.3亿美元，2002年增加到207.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32.2％，而2003～2005年这三年间的年均增长率猛增到68.2％，增长率提升了一倍还多。近年来中国初级产品的出口处在停滞状态，而进口迅猛增长，如果到2030年初级产品进口额达到2.25万亿美元，则未来25年初级产品进口额还得增长15倍以上。

　　这就给中国的对外开放提出了新要求。如果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末20多年内，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城市大工业升级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那么今天由于中国的银行“存差”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经济发展对对外开放提出的新要求是，必须通过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保证中国工业化所需主要初级产品资源的获取，这就是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要点之一。

　　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28年持续的改革，已经基本上奠定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随着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分配体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按劳分配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要素分配体制过渡。收入分配体制的变化使中国的经济运行特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成功的一面看，是通过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充分释放了财富创造的动力源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的运行效率，使中国彻底摆脱了“短缺”经济特征，带来的新矛盾则是由收入差距拉大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与生产过剩倾向。根据有关方面统计，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分配差距，1978年为0.23，1990年为0.28，但是到1996年就急剧上升到0.40，目前则已上升到0.465，已经超过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水平，进入到收入分配极度不平均的状态。

　　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与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都使中国的储蓄水平与投资能力明显上升，但是却使居民主体的收入水平不能与经济增长水平同步提升，从而在国民经济总量循环中形成了巨大障碍，这个矛盾在目前集中表现为生产过剩的领域不断扩大。在1990年代中期，消费品生产普遍过剩的矛盾就已经开始显露，在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中则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领域。例如根据测算，到2010年中国的钢铁生产能力可能会增长到超过6亿吨，汽车生产能力可能达到2000万台，发电能力则可能增加到9万亿千瓦，与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比较，都是太高了。

　　最近有关中国分配问题的研究成果说明，目前中国20％的富裕人群大约占有了60％的社会财富，这与典型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相比并不特别高，例如根据2006年3月美联储最新的报告，2005年美国10％的富人就占有了全美近70％的社会财富，但美国的基尼系数却低于中国。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按要素分配体制下，保障社会公平的主要机制，是国家必须通过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而中国在打破传统体制后，却没有马上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完善的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以养老保障体制来说，根据劳动部的最新报告，到2005年只有1.75亿城市人口和5千万农村人口加入了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部分人口在全社会7.5亿劳动力中仅占30％，在农村还不到13％，在城市也没有过半，其他如医疗和失业保险的社会覆盖率更低。

　　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是由于中国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例如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高峰期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时候，城市人口收入也仅比农村高出60%～70％，而中国目前则高达3.3倍。此外，世界处在人均1500美元阶段的国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55％左右，日本和“亚洲四小”则超过75％，但是直到200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40％。由于农村低收入的人口比重过于庞大，不仅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也成为扩大国内消费的沉重压力，2005年占人口60％左右的农村居民所购买的商品，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比重还不到1/3。

　　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转移支付体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涉及到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财政体制和社会征信制度等方方面面的体制与关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而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则需要中国城市化的巨大推进，需要更长时间，因此基本理顺中国的收入分配关系至少需要8～10年时间，而从中期阶段看，至少在“十一五”时期内，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是呈缩小趋势，而是会继续拉大。

　　但是到目前为止，本轮投资周期已经接近尾声，2006年前期建设的生产能力已经开始释放，到“十一五”中期，还会有更多的生产能力集中释放，从而将使中国经济面临着现实的生产过剩矛盾威胁。如果由于各种长期矛盾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而导致内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显著提升，则中国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平稳与连续性，只能依靠外需的扩大，就是增加贸易顺差。“九五”时期到“十五”前4年，中国净出口在总需求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在2%～2.5％之间，2005年已经提升到4.5％，2006年的贸易顺差增加到1775亿美元，净出口比重进一步上升到7％，“十一五”后期则可能超过10％，顺差额则可能超越3000亿美元。

　　所以，扩大出口以保持中国的需求增长，就成为至少在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发展对对外开放提出的新的战略性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给中国理顺国内的体制关系留下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新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设想

　　综合分析，我们可以为中国的新对外开放战略描述出一个基本框架：

　　（一）战略重点

　　在经济发展方面，重点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出口规模，为国内的工业化建设换取必需的各类初级产品；在经济体制方面，重点是在2015年以前通过贸易顺差的扩大吸纳国内的过剩资本与生产能力，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连续性与社会稳定，避免中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二）主要战略目标

　　到203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1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5万亿美元，进口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为8％；

　　如果世界贸易额在未来25年内以年均7％速度增长，则到2030年中国的贸易比重将接近20％；

　　未来25年累计利用外资额为2.5万亿美元，平均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

　　到2030年在出口总额中，重化工业产品比重将超过75％，约比目前提升20个百分点，在进口总额中初级产品比重将上升到75％，约比目前提高53个百分点；

　　（三）战略发展阶段

　　未来15～20年将可能是发达国家重化工业转移的高峰期，中国要为迎接发达国家重化工产业资本向中国的转移以及重化工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做好准备；

　　由于到2015年以前中国还不可能转向贸易平衡，而仍具有扩大贸易顺差的趋势，中国政府在处理贸易摩擦和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方面，要准备应付更尖锐复杂的局面。

　　中国对外开放新战略的全球化背景

　　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新经济体制所面临的矛盾，都需要中国从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当中寻求解决途径，但中国是否可以成功地扩大利用国际市场与资源的规模，不能只是中国一厢情愿，还要看是否具备必要的国际条件，要看在未来25年内世界是否可能给中国提供高达6万亿美元的贸易空间，这就要对目前以及未来国际环境的大趋势进行研究与判断。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新的全球化时代，也产生了所谓“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这种失衡的主要标志，就是美国日益扩大的经常性逆差，有可能引发美元崩溃和全球金融体系的剧烈动荡。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全球经济失衡，是被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关系所代替的，这就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对应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日益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东亚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美国的需求增长对应于东亚与中国的供给增长。

　　这种新全球化格局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呈相互隔绝的经济发展格局，在发达国家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因此出现了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部的水平分工体系，而大量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无法融入这一体系中。此外，由于冷战时代东西方的对立，而“南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东方”国家靠近，限制了发达国家的产业投资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此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分工圈”和“垂直分工圈”，即发达国家间仅在彼此之间进行工业制成品的投资和贸易，对发展中国家仅进行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交换，这样就导致在南、北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鸿沟越来越宽。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表现为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距。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价格也随之提高了，比如以美国与中国比较，可用于工业化发展的耕地资源按人均计算，是中国的25倍以上，但直到今天美国的城市地价平均约为500美元/平方米，中国则仅为1200元人民币，相差3倍以上。按理说稀缺的资源应该价格高，但中国的地价却比美国低得多，就是因为中美在二战后长期内由于经济发展隔绝，形成了高低悬殊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价格差距。反观与美国同处于市场经济体系内的日本，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上世纪70年代中期，城市地价水平就上升到6千美元/平方米，是美国地价水平的12倍，这是日本土地要素稀缺在价格体系中的正常反映。

　　冷战结束后，由于原东方国家纷纷转入市场经济体系，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立即展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面前。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的新潮流，由此形成了目前所说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战后至1980年代末，国际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间流动，但2004年发展中国家吸收的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经从1990年代初期的20％猛增到46％，当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则猛增了48％。据世界银行刚刚发表的2005年全球金融报告，2005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910亿美元，比上年猛增了63％，说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持续了十多年后，仍在形成更大的浪潮。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迅速减少，必然会形成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走得最快，贸易逆差的扩展速度也就最快。2005年美国的经常性逆差已经接近GDP的7％，2006年则肯定要超过7％。目前美国进口的物质产品，已经相当于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不仅美国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2003年欧洲与东亚地区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了1000亿欧元，2005年根据欧盟统计，欧盟对华贸易逆差已达1060亿美元。同年11、12月欧元区连续出现贸易逆差，2006年前11个月累计则出现了151欧元的逆差，2006年出现欧元区的第一次全年逆差已成定局。

　　由于在战后50年的长期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使传统的通过

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了，因为对贸易双方来说，汇率调整一般只能使贸易双方的相对价格水平在百分之几十的范围内变动，而由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所决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商品价格差距却高达百分之几千，这样汇率变动幅度如果不足10％，对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影响还不足0.1％，超过10％也不足1％，所以想要通过汇率调整来纠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态，是根本不可能的。一个实例是2005年7月中国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调整了汇率政策，到2006年末人民币已经对美元累计升值了7％，但2006年前11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中方对美贸易顺差仍扩大了271亿美元。

　　按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有30倍计算，即使在未来25年使人民币从目前对美元的8：1升值到2.7：1，即升值3倍，把这些差距缩小到10倍以内也要超过20年。以工资为例，目前中国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大约为6％，发达国家大约为3％，如果未来都以这个水平增长，要100年才能拉平，加入人民币升值3倍因素，到2030年仍会相差10倍。从日元升值的经验看，是在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后才开始升值，而且在初始阶段升值的幅度也不大，只是在完成工业化十年后才开始大幅度升值，所以预计未来25年人民币升值3倍，已经是十分大胆的设想了。如果在未来20多年内中国仍可以保持住对发达国家极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就不会停顿，中国对发达国家贸易顺差的扩大也远没有到达顶峰。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消费类产品已经基本覆盖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是消费类产业仅占发达国家制造业1/3的比重，而占2/3的重型制造业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转移。随着中国重化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业技术基础不断升级，将逐步形成承接发达国家重型制造业转移的条件，在未来10～15年内，发达国家的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都会大幅度削减国内生产份额，并把这些削减下来的生产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所以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会继续深入发展。

　　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出口产品是以初级产品和轻纺产品为主导，1994年，机电产品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轻纺产品，2006年，机电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46.5％，加上化工产品出口，重化工产品的出口比重已经上升到52％，重化工出口产品比重的迅速上升，与中国的工业化在1990年代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是一致的。但是直到2005年，中国的重化工业出口比重仍低于重化工业在工业产出中69％的比重，而在进口结构中，重化工业产品的比重仍超过70％，说明中国的重化工业在产品品种、质量和技术水平方面仍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重工业进口替代的过程还没有走完。此外，虽然重化工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经超过50％，但还有大量产品是消费类产品，与发达国家以生产资料类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的结构，差距仍是很明显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重化工产品出口比重上升的空间是巨大的。

　　在目前发达国家的8亿人口和4亿劳动力中，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约有8000万，总产出约10万亿美元。而中国不仅目前仍有约2亿左右的庞大剩余劳动力，到2030年人口高峰时，还会增加1亿左右的新劳动力，所以完全可以承接发达国家未来巨大的产业转移规模。当然不会是所有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都指向中国，但以中国稳定的政治体制、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制造业体系，和价格低廉且素质优秀的劳动力，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占有明显的优势地位，未来阶段发达国家重工业转移的指向地肯定首先是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未来真正获得新“世界工厂”的地位。

　　如果发达国家在未来25年将把2/3的制造业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有年均2.5％的制造业产品需求增长规模，到2030年就会形成超过12万亿美元的进口需求，如果其中40％指向中国，则按中国目前的出口规模，到20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就可超过5万亿美元，这对于2万亿美元的初级产品进口需求来说，已经足够了。由于到“十二五”后期中国将通过逐步理顺国内的收入分配关系来提升内需水平，反映到进出口方面就是进口速度会逐步提升，到2030年也将逐步达到贸易平衡，所以到2030年进口总额也将上升到5万亿美元，贸易总额则将可能在2030年达到10万亿美元。

　　由于目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本总额约有8万亿美元，如果其中的2/3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所吸纳的发达国家产业资本也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25年平均，每年约800亿美元，加上吸纳的其他类型国际投资，中国未来25年平均每年吸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利用外资额的年水平在未来还有可能上升。

　　当1987年我提出“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时候曾设想，到2000年中国的出口可达到1500亿美元，这个战略目标设想曾被许多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然而到1995年中国的出口总值就基本上达到这个目标了（当年出口额为1487亿美元）。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只要新全球化格局进一步发展，只要在未来长时期内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要素价格仍存在巨大差距，中国的贸易额和贸易顺差额就会不断增长。由于中国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也许会在未来新全球化格局中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投资和贸易份额，因此预测中国的贸易额在未来25年内达到10万亿美元，并争取到2.5万亿美元的国际直接投资份额，可能还是比较保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