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昌彦：“内部人控制理论”缔造者

　　

青木昌彦：他是“内部人控制”理论的缔造者，又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师，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比较制度理论方面，以青木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采用众多新理论深入分析制度问题，开辟了新比较经济学的新研究领域。

　　他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并因首倡“内部人控制”概念而闻名于世。

　　⊙史晨昱

　　随着青木昌彦著作的不断翻译和问世，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熟悉这个一头银发的日本学者。他是“内部人控制”理论的缔造者，又是比较制度理论大师，对中国新一代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现年69岁的青木昌彦，196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系，1967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后陆续担任

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2001年4月至2005年任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2005年当选国际经济学会会长。

　　新比较经济学开创制度分析新视野

　　20世纪80年代曾繁荣一时的比较经济学，因其内在缺陷及苏东巨变而一度陷入沉寂。但在苏东解体后的经济转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欧元统一、日本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等大事件发生后，在传统的废墟上又浮现一个崭新的领域——新比较经济学。新比较经济学从原先宏观的体制视角转为微观化的制度视角，从原先偏重于体制的一般性研究转向对制度的系统性和特殊性分析，从原先流于空谈转为注重可操作性。

　　新比较经济学中最重大的研究方法创新体现在以青木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上。他们采用众多新理论，如组织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一代理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对制度问题展开深入分析。

　　青木赞同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是重要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定义为“博弈规则”的看法。但是，青木试图在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下分析制度多样性的源泉和影响。

　　在对制度的分析中，他确立了博弈分析的基本单元（即域），认为域是由参与人集合和每个参与人在随后各个时期所面临的技术上可行的行动集组成，参与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组织。青木把博弈域概括为六种类型：即共用资源、经济交换、组织、社会交换、政体和一般性组织领域。各种域是相互交叉和相互影响的，这又说明制度是互相关联和互补的。在此基础上，青木给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概念：“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

　　青木提倡用更符合现实性的进化博弈理论来研究制度的演化变迁。进化博弈论放松了博弈论的约束条件，并认定人是有限理性的。制度的形成既可以是自发秩序的产物，也可以是人为秩序（人为理性构建）的产物。从表面上看，二者具有明显的差异。但青木认为，从进化博弈的角度出发，这两种制度变迁机制的差异并不明显。它们在发生变化时有着共同的条件：在起初的或政治博弈中，需要有达到临界规模的参与人修正他们关于域内在结构方面以及外在环境的表征信念，并以协作或分散的方式共同采纳能产生新均衡的新策略。因此，对于这两种制度形式的变迁，完全可以根据内生博弈规则的制度观认定其为一般制度变迁即相当于博弈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其结果不仅是参与人行动策略的整体变化，而且是共有信念的变化。

　　青木进一步分析认为，在旧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中，参与人可以利用各种预示未来博弈规则的信息，比如他们可以模仿在其他域已经成功的做法，从国外经济域的先进经验中触类旁通，吸取经验。究竟哪一种信念系统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焦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主要取决于学习、模仿、适应和惰性如何在相关域之间相互作用。

　　青木认为，从单个域的制度变迁转向经济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变迁，问题将会复杂得多。制度转型过程的长短和激进程度取决于考察的相关域的范围。转型过程通常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相对短而混乱的制度危机阶段，其中急速的环境变化（或内部危机）引发了超过临界规模的参与人的认知危机，各种变异性决策以一定规模进行着试验；另一个是各种决策均在“进化选择压力”的作用下接受进化考验的阶段。随着某些决策在进化过程中逐渐上升为主导地位，后一时期最终和制度稳定阶段汇合在一起。

　　青木强调，为了理解特定的制度安排在某特定国家演化生成的原因，单单囿于博弈论框架是不够的，因为即使面对相同的技术知识和被相同的市场相联结，制度安排也会因国家而异。因此，必须依赖比较和历史的知识。也就是说，制度分析在本质上是可分析性的，因而被称为比较制度分析。

　　创新性剖析导致公司治理结构多样性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公司治理理论中，青木因首倡“内部人控制”概念而闻名于世。由于“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存在，公司治理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以往文献相比，青木不是试图去设计最优的公司控制结构和经理激励合同，而是试图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多样性的原因。

　　青木将影响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各种重要因素归并划分为组织域、金融交易域、劳动交易域和政治域。他从组织域的信息结构入手，通过分析组织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关联及与劳动交易域和政治域之间的制度互补性，深入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多样性的原因。

　　青木把组织结构看作组织内部不同任务单元信息加工的分配，是由上级与下属的垂直信息关联和下属不同任务单元的水平信息关联所构成的一组关系。他将信息关联的一般模式区分为层级分解、信息同化和信息包裹。以这三种一般模式为基础，青木昌彦对信息结构进行了分类，与传统的美国、日本、德国的组织模式相对应的信息结构分别为：功能层级制、水平层级制和参与层级制。

　　青木认为，特定类型的组织结构面临特定的治理问题。他把人力资产区分为个人型和背景导向型人力资产。在层级分解中，为了适应分工清楚的信息加工任务，人力资产必须是个人型的，治理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拥有不同个人型人力资产的参与人中，谁应该控制物质资产的支配权；对于信息同化模式，参与人在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共享信息和相互影响，以至于组织收益很难清晰分解到个人的贡献，参与人在积累和使用人力资产时会萌生搭便车的动机，问题在于如何治理搭便车问题。当企业组织嵌入在金融交易域和其他域的互补性的制度安排中，组织治理问题就转化为“公司治理”问题。他将公司治理结构界定为公司组织域控制利益相关者（投资者、工人、经理）相机行动决策的自我实施规则，特别注意组织域和金融交易域的制度关联以及与其他互补域的制度约束（即制度互补性）。

　　青木认为，公司控制市场治理结构只适合功能层级的信息结构。在该信息结构下，经理进行市场导向型的决策，工人从事互不相同的操作性任务，对应的人力资产是个人技能。由于经理的系统性信息加工任务至关重要，因此让经理占有整个物质资产是最优的所有权安排。当所有者需要外部融资时，组织域就与金融域联结起来，他把治理结构界定为这种关联在不同条件下的均衡结果。当工人工资通过外部竞争性劳动市场定价，他们的报酬可以事前决定，因此支付合约要素报酬后剩余最大化和组织内部效率一致的，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被股东拥有公司的目标是追求股东财富最大化。

　　当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是社会契约的社团主义国家形态，标准化职业的工资水平由整个社会范围内谈判决定时，企业雇主利用与企业业绩挂钩的工资合同鼓励工人努力工作的能力受到限制，相应地，工人也很难以辞职相威胁要求更高的报酬，这时让工人分享剩余控制权，共同治理构成一种均衡，组织结构也内在地从功能层级转为参与层级制。在这种信息结构下，当面临资金约束时，无论是企业所有者还是工人都偏向债务融资。他认为，股东治理和共同决定机制是组织域和金融域关联博弈的多重均衡，是无法按照帕累托准则进行一般的排序，哪种均衡会出现，既取决于历史的因素，也取决于面临的制度环境。

　　水平层级的信息结构面临的是参与人搭便车的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组织结构下，如果经理和工人相分离，他们的人力资产价值会因它们之间的“关联性”而贬值。青木构建了关系型相机治理机制：控制权依据企业产出在企业内部人（经理和工人）和投资者的共同代理人之间转移，分为内部人控制区域、监督者控制区域、救助区域和企业解散区域。由于企业成员拥有的是背景导向人力资本，一旦企业解散或倒闭，企业成员预期未来收入要减少，这样就会驱使成员更加努力工作，从而缓解了水平层级内在的搭便车问题。青木昌彦将这个抽象的模型运用到对日本公司治理结构（即主银行结构）的分析中，并获得了令人信服的实证分析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