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信息基础决定你的判断

　　◎苏小和

　　财经作家，现居北京

　　许多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信息范围内看，应该说都是正确的，但若把信息范围拉开，则很能看到其不足之处。唯有扩大信息基础，才能确保观点的提出建立在更宽泛的信息基础上。我们得时时小心，限于信息环境，我们的观点很可能是片面的。在现实生活中，信息的范围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所以，如阿马蒂亚·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

　　近日细读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比较性分析以及他的阶段性结论意见让我豁然：“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森强调了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很对我此时的心态。前段时间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小心翼翼说出观点，当时的出发点即是对自己信息的怀疑：以我们目前的信息环境，我们的观点很有可能是片面的，无效的。

　　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啊。

　　我的朋友叶，来自台湾某商学院，他在市场营销方面有自己的教学体系。今年2月份应我的邀请，参加一次企业家沙龙，在听取大陆一群学者和企业家大谈商业文明，大谈宪政建设之后，他说，“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业家竟然在这么好的沙龙里谈论政治，谈论文明这样虚幻的东西，今天的台湾企业家在一起谈论的，永远都是利润，是如何赚取利润的方法。”

　　北京大学的朱教授，在给学生讲述企业如何完成私募的时候，话题带到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怎样定位。朱教授的结论很简单：“大学校长是干什么的？他是为这所大学到处找钱的。”

　　杨鹏是内地研究中国政治生态比较有想法的专家，他提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产品的缺失，这样的观点让我心仪。他偶尔会读一读我写的本土企业模式案例。见得面来，杨先生说，“你观察并写作的本土企业商业模式价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没有解决商业文明理性建设的前提下，更是没有价值，中国企业哪有模式可谈？”

　　同样来自台湾，《全球商业经典》的管理人费先生在一次关于媒体使命与责任的沟通会上说：“我知道大陆的媒体朋友向往新闻自由，但我提醒你，台湾开放报禁之后，这些年来引来的是一大批媒体的死亡，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它所发生的变化几乎让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劝大陆的媒体朋友多思考一些媒体定位、市场细分、受众接受，这些技术性问题，是媒体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问题。”

　　上述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信息范围内，应该说都正确，但把信息范围拉开，则很能看到其不足之处。现实中，信息的范围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叶教授的信息数据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他是用目前的信息数据掩盖了他过去曾经储存的信息数据。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叶教授也不例外，他把台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信息丢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学教授的信息渠道主要来自他的专业，这种与众不同的长处经常会得到企业的回报，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数据放大并复制到了其他领域。我听完了他的观点以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蔡元培先生还活着，你认为他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杨鹏的信息数据有局限吗？他对我的工作的否定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经常生出工作虚妄之感。但杨的方法在这里仍然扩大了他个人数据的价值，并用他的信息体系轻率地覆盖了我的信息体系。很多批评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杨鹏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的强权性非常隐蔽，隐蔽到连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

　　费的信息支持我想应该来自于一家媒体的经营范围。媒体是经营单位，是企业，这是常识，但媒体是公器，也应该是常识。这就是做一个媒体人的难处啊。曾经听说有人谴责

　　看一下森对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和公平主义的比较性分析吧，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的信息处境。

　　功利主义的价值标准是：所有人的最大效用或者福利。按照人类的基本体验，所谓效用和福利，是一种幸福和痛苦的心理状态。问题就在这里，如何测度一个人心理状态的水平？如何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如何将所有人的效用福利计算成整个社会的效用和福利？一旦我们将功利主义的标准当成真理，那将找不到准确的信息基础，随之就会陷入一种模糊的情感状态，并用这种情感状态来决定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经济行为。

　　自由至上主义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他们的价值标准是：有法治权利保证的，受最少限制的个人自由。森认为，这样的标准显得信息基础不足，它的要求是程序性的，而程序先于后果，甚至不考虑后果。人们的价值观多半是强调后果。这种对数据的莫衷一是，必然导致人们对自由至上主义的理解和执行的莫衷一是。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公平主义强调立足于公平的一套优越于任何其他考量的自由权。问题是，信息数据是外延且不断变更的，绝对的将公平主义优先于其他事物，等于事先排除了影响全面价值评价的多元元素，把一个多元的世界强行定位了几元或者单元了。

　　面对这样宽阔的思辨过程和比较过程，尤其面对当下有些捉襟见肘的信息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办？森的建议是，扩大信息基础，确保观点的提出建立在更宽泛的信息基础上，并有意识地审视属于自己的信息限制。对于我这样生活在汉语文化之下的中国人来讲，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建议。多少年以来，一直存在一个巨大的力量，人为地限制我们的信息基础，我有何等力量，通过什么手段来维护自己与生俱来的信息基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