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突然成了败绩

　　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英国医疗体制改革再度拷问“以人为本”

　　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

　　那份报告称，对发生在英国南部两所医院的强致病性芽孢梭菌大流行的调查表明，在2004年4月和2006年9月期间有1176个病人在这两所医院感染了芽孢梭菌，此后有345个病人死亡，其中约有90个病人确诊为上述细菌感染直接导致死亡。现在，英国警方正考虑是否要对这一事件立案，以进行刑事犯罪调查。

　　曾是英国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全民免费医疗体制，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是债台高筑，医疗服务质量低下，急症候诊时间一般为4个小时，手术等候时间常常长达1年以上。标榜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工党在1997年大选时就把改革医疗体制列为竞选的主要议题之一。布莱尔当时那句“拯救英国医疗体制只有24个小时了！”打动了不少选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工党是打着“改革英国医疗体制”的旗帜进入唐宁街10号的。

　　1999年工党政府出台了《健康法案》，开始大张旗鼓改革医疗体制，其主要的改革措施包括：大幅度增加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投入，按实际价格计，政府对医疗体系的财政拨款每年增加7％，这笔开支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5．4％提高到今年的7．8％左右；将许多由政府医疗卫生主管部门直接管理、由国家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开支的公立医院，转为由地方市政当局监督、拥有自主经营权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允许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自由选择医院就医；提高医生收入，但对医生实行严格的考核制度；允许私人和外国医药卫生机构进入公立医疗服务领域。对于宣布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放弃工党传统价值观和基本接受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布莱尔来说，采取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公共医疗服务领域这样的思路是很自然的。

　　今年7月，时任卫生大臣的帕特利夏·休伊特高兴地宣布，英国医疗体制2006至2007财政年度大为改善，不仅还清了以前的债务，而且还盈余5亿英镑。亏损的公共医疗机构在总数中的比例从2005至2006年度的三分之一下降到五分之一。与此同时，病人候诊的时间也有所缩短。

　　在发生医院内部严重的群体细菌感染事故以后，人们发现以提高所谓的“医疗生产率”为指标的改革后果极为严重。不少公共医疗机构为了达到“生产率”指标，首先大幅减少医学专业毕业生的实习时间，从而使年轻医生素质和专业训练大打折扣；其次，在“减员增效”的名义下尽可能减少医疗机构各个岗位的人员，使医务人员超负荷工作，发生细菌感染事故的那两个医院的护士居然忙得没有时间帮助行动不便的腹泻病人上厕所，叫病人在床上大小便。第三，为了提高病床周转率，不少医院在前一个病人出院或病逝以后，未对病床和病房按规定的程序严格消毒就接受下一个病人，造成交叉感染。第四，医生和护士苦乐不均，护士情绪低落。据英国媒体披露，工党政府为改革投入的财政拨款中约47％用于增加工资，特别是医生的工资，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少护士因此辞职走人。连曾经得到英国年度优秀护士称号的贾斯汀妮·惠特克也打算离开英国公共医疗系统。第五，“奖勤罚懒”的政策不适当地增加了医生的工作负担和其他压力。例如，按照新规定，各个公共医疗机构有权自主决定医生工资，实行竞争签约（工作合同），对难度不同的医疗规定不同的报酬标准，医生在法定工作时间以外“自愿”工作可得到额外报酬，等等。虽然新规定大大增加了医生的收入，使英国公共医疗机构内的医生跻身发达国家的高收入群体，但是不少医生认为这些规定贬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悖于医生职业道德。难道有人道主义精神和崇高职业道德的医生为了一点钱就沦落为挣计件工资的“打工仔”吗？有的医生则不愿意经常在节假日“自愿”到医院去上班。因此，现在想离开英国公共医疗机构的医生为数不少，将就着干下去的医生也没有什么好心情。

　　由于上述原因，改革后财政状况扭亏为盈的医疗体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国际形象并没有得到改善。民意调查显示，44％的英国人认为医疗体制在工党执政期中没有好转，而今后将越来越糟糕。设在布鲁塞尔的一个医疗研究组织公布的报告，将英国公共医疗体制在29个欧洲国家中排在第17位。这一名次远远低于英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在欧洲的地位。

　　分析家认为，曾经帮助工党赢得大选的医疗体制改革问题将在下次大选中成为工党的大难题。据报道，戈登·布朗对布莱尔改革英国医疗体制的思路是有保留的。他认为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看不见的手”并不适用医疗体制改革和管理，而是应该更多地依靠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那布朗有什么新招呢？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