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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开放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0月15日 03:00 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方栓喜

  按照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来推进改革,就是要通过系统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使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转化为人口素质的提升,使人口素质的提升又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循环。

  那么,具体从何处着手呢?我认为,应当先从建构公共服务体制开始。因为,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这两种公共服务对人的全面发展最为重要。国际经验表明,公共教育体制和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是促使经济增长转化为人口素质提升的关键所在。所以,应当先行解决。

  目前,我国财政每年增长差不多接近1万亿,但这两项公共服务大致是千亿级以内的花费,何况我们还持有大量的

外汇储备。许多人指出,这些钱用来做什么更好呢?投资于物还是投资于人?

  我国的经济一直有投资过热的倾向,投资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利润也相当微薄。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超前于发展中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某些发达国家也差不了多少。这种情况恰恰意味着我们在此方面改革的时机已非常成熟了。

  第一,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我们可以解决相当大一部分民生问题。解决相当大一部分因教育致贫、因病致贫的现象。

  第二,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许多物质成果转化为人力资本,从而实现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型。

  第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比如,实现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有学者提到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就简单地按照西方理论认为,主要是加强民间组织的发展。但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推进民间组织的发展远不如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改革收益大,而且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阻力也比发展民间组织小。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可以以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为目标,来发展民间组织,调动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样的改革方案会更为稳妥,更容易出成效。

  进一步说,公共服务体制建设有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有利于建立一种政府“兜底”的机制,也能够为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提供重要支撑。如果政府不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市场经济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坏的市场经济。

  把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推进对外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新的发展方式要求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建立一种体制机制,使经济发展不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此方面,我们要高度重视下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

  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不是通过完善的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从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际情况看,需要抓紧推进资源要素领域的改革,使资源环境成本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出来,政府也应当征收资源税。这样,就会使企业主动地减少资源消耗,也会催生可替代

能源的技术创新。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我国将需要利用世界石油矿产资源来发展自己。为此,应当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推进对外开放。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因此,消极的对外开放对经济更不安全。发达国家对国际石油的重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大国,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以工业为主导的大国,离开世界资源很难实现长足发展。

  新的发展方式要求公平的发展。通过公共服务体制的建设,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起点公平。但我们仍需要通过市场化改革来实现过程的公平。现在人们往往希望通过政府的再分配来规范收入分配,事实上,由于垄断的存在、产权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初次分配不公正、不透明的现象更为突出,这些问题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很难通过政府的再分配得到解决。

  我们还需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使文化事业成为与大国相对应的软实力。当我们的发展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时候,国家形象、民族形象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我们应当牢记自己是世界公民。要真正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应当具有世界范围内广泛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这样,我们才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尊重,为我们的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从上述分析看,我们现阶段的改革是一种全面的制度创新,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新阶段改革的重要性、深刻性、复杂性,丝毫不亚于过去30年的市场化改革。

  从新阶段改革的规律看,这些改革更多地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由此,将使得政府改革成为新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但从政府自身改革来看,要涉及到干部体制的变动,比如要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干部

考核机制;要涉及到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比如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分工问题;要涉及到各级政府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将触及现行的政治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得到解决。以什么标准来检验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能够建立起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就基本完成了。

  有人提出,新阶段的改革能否尝试一下激进式的改革方案?从全局来说,我们并不具备这个条件。通过这些年对转轨国家的观察,打破国家秩序是最不明智的做法,重建社会秩序往往会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在确保一个强有力政府的情况下,反而能够有更大的作为。

  比如,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短短几年就免除了农业税,免除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这就是局部的激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改革收益,又没有改革风险。事实上,在政治体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我们还有许多可以做的、利国利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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