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明码标价维权叫好

　　有一个叫徐祥的记者朋友，多年以来也做了不少有价值的事情，对我特别客气，一口一个老师，每次到北京总要请我吃饭，但我一直推托，可以说从来没给他好脸色看过，甚至有几次当着众多同行的面把他骂得抬不起头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大概是出于我自己的小知识分子清高洁癖）：一是，他给自己办了个网站名字叫“中国名记徐祥”，有时据说还发些无聊的文章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这种自我炒作的做派，我特别反感；二是，我听到比较可靠的消息，他在报道中收取赞助，当然不是他自己收，而是以记者站的名义替单位收发行费一类，他可以从中提成。中国有成堆这样的主流媒体和大牌记者，举着替天行道的金字招牌收保护费，甚至打着新闻监督的名义待价而沽，吃两头。我深以与这类拿着正规记者证的假记者比肩为耻。

　　前几天我接到一封信，一个朋友告诉我，那个徐祥现在居然在网上公开明码标价为

　　通知是这样说的：“你好，朋友！如果你有天大的冤屈，如果你义愤填膺，如果你走投无路，那请和我联系！本人将不会收取你漫天的费用，但你要先预付本人来回路费和误工费，到达贵地以后一切开支皆由贵方承担。同时本人也欢迎有经济能力的朋友捐助本人，本人将专款专用，对确实有很大冤情的但又一贫如洗的，请到乡级以上民政部门开具贫困证明(自己的上访对象即为本地政府的，则必须由四名以上邻居出具书面证明并附其电话以备本人抽查)，则本人将提供全程免费服务!另外本人具备10年老调查记者的新闻调查功底，曾经暗访出了诸多全国轰动的案例，并具备一定的法律常识，亦是一个具有最起码良心和道德的普通人!也就是说本人绝不会和对方同流合污、沆瀣一气！

　　而对于一些路途遥远又没有太大价值的或你只想通过本人的呼吁而引起更多记者关注的投诉，本人将以“人民来信”的形式，免费给你刊发，不过你在来信中要注明你的固定电话、家庭地址等联系方式和相关证据以及身份证号码。

　　如果你说对方杀了人，那么你要告诉我谁被杀了，如果你告诉我对方贪污了很多钱，那么也请你告诉我，他贪污了多少，行贿的人是谁，也就是本人不接受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式的举报。我不管对方是位高权重，我同样不怕对方是黑白两道，我只怕你的举报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如果你什么都不怕，能为你所说的话和你的举报承担法律责任，那么请和我联系！”

　　看完这个通知，我所有的不快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在我看来他在这件事上非但没有给新闻界丢脸，反而是做了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我了解他前些日子，因为比较复杂的原因下岗了，连夫人都受到了一定的牵连。现在他索性运用他的新闻技能为一些冤民服务，并且公开收取服务费。我相信他的市场是很大的，很多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个人或者企业，需要社会机构的协助来讨说法，受过新闻训练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和律师很像，都具备一种能力，就是把事情来龙去脉和逻辑说清楚。有时候遇到一些上访者真是可怜，一把鼻涕一把泪说了半天，让你心都碎了，究竟怎么一回事还没讲清楚。这时候记者和律师扮演的角色都很相似，就相当于旧社会的“状师”，区别在于律师是把事实逻辑理清以后，供法官大人或者西方的陪审团来裁决，而记者的工作则主要是将事实提供给社会大众来评判。尤其在中国司法公信力不高的情况下，报纸网络等媒体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弥补和救济的效果，媒体记者也常常被当成了救世青天，固然是角色错位，但也是中国国情下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据我所知，这衍生出了很大的一个市场，甚至一些打着记者旗号的无良之徒，到上访村这种冤民集中的地方，以能发内参这样的名义骗取钱财，更有无耻之徒拿着冤民的材料，再转身到一些部门，按照惯例又可以得一笔封口费，敢如此胆大妄为的通常是“主流媒体”，拿着新闻出版署的正规记者证的大牌记者们，可以说连基本人伦廉耻都不讲。

　　这些看在眼里，又非常无奈：一是，这些冤民往往已经非常绝望，像飞蛾扑火一样，哪怕明知可能是骗局也会扑上去，劝也劝不住；二是，连你自己也已经很自责了。我经常说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记者不需要抢新闻，而是新闻抢记者。工作中很多时候我都会陷入一种灰暗的情绪，不能自拔，比如我对拆迁和医疗纠纷作过比较有影响力的报道，后来成百上千的人都找到我了，高峰时一天信箱里就能收到几十封信，一个比一个苦，一个比一个冤，专门办几份“拆迁纠纷报”，“征地纠纷报”，“医疗纠纷报”都写不完。更让你痛心的是，你会发现这些事在中国压根就不是新闻了，少数被媒体关注的只是祖坟冒青烟的幸运儿而已，面对他们的无助和自己的无能也是一种折磨。既然你自己拿着体制内的工资，却见义而无勇，袖手旁观，应该照着镜子抽自己的耳光，一些体制外的人顺应社会需要搞有偿服务，你有什么理由说酸溜溜的话。

　　我经常感慨中国其实最需要的现在不是那么几个大牌记者、大牌律师，而是成百上千的赤脚记者，赤脚律师。他们其实不需要了不起的才华，给他们什么头衔都不重要，而只需要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收取合理的费用也是无可厚非，维权不见得一定要道德化，它完全可以是一项有经济效益的服务性业务。这种服务没有理由羞羞答答，藏着掖着，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好事也会变得肮脏。有一些记者收取当事人的好处，最后得罪了实权部门，受到报复，以诈骗罪被捕入狱；还有兰成长这样的倒霉蛋，因为不是“主流媒体”，没有记者证被活活打死；还有一些体制内拿着工资的记者，则纯粹是厚颜无耻，吃里扒外。与其这样鬼鬼祟祟，我特别希望有人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公开走向市场，利用自己在新闻工作中锻炼出来的技能，明码标价地为社会提供服务。

　　徐祥可能干过很多不咋地的事，但恰恰他在公开收费上我认为开了一个好头，以后他公开地赚钱，公开地利用新闻调查的手段为他的当事人服务，既像状师，又像私家侦探，也像广告策划师。他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净化规范这个事实存在的灰色市场，把新闻的归于新闻，把维权的归于维权，免得有一些人，打着名记者的头衔，利用自己的话语影响力，一边收取好处，一边还装作公允，这种虚伪对社会风气的危害极大。以后找到我，我作为体制内新闻记者解决不了或者不合适做的事情，一概都会推荐给徐祥这样的人。甚至我想，有一些公益慈善机构，未来设立基金来帮助那些经济困难但有需要援助的公民，既使他们得到基本的救助，也使帮助他们的人，不会越做好事越穷，能有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这样来鼓励更多人投身这项对建设

　　那天，我满世界找徐祥的电话，想为我以往对他的误解和歧视道歉：“徐祥，我想请你吃饭，你有时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