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为何老是不听从“教育”

　　华东师大李志林（忠言）博士

　　5月上中旬在股指4000点上方，管理层先后发了两个“加强对投资者教育的通知”，但市场均不予理睬，后来是靠“5·30”、“6·20”两次用行政手段，才将股指从4335点往下打压了931点，但7月26日便创出新高。8月下旬在5000点上方，各报同时发表文章对投资者进行教育，也收效甚微，市场仍然冲上5400点，最后是证监会主席召开了机构座谈会，发表了“加强对投资者风险教育”的长篇讲话，才形成“9·11”暴跌。但此次仅跌了200多点便出现连日强劲反弹，深市两天便收复失地。

　　人们不禁要问：市场又为何老是不听从“教育”？

　　第一，“对投资者进行教育”的提法还需探讨。中国股市四五千万投资者，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中规模最大、抗风险能力最强的群体。他们既是纳税人，每天向财政部贡献15亿元印花税（以2500亿成交量计）；又是国企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支持者和推动者；还是直接融资的承担者，如仅用17年时间，就使中国的证券化率超过100%，跻身世界股市前八位。按照毛泽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观点，对这样的投资者，应首先向他们致敬，感谢他们、尊重他们、爱护他们。

　　第二，是否有双重标准。例如，一方面批评二级市场35倍动态市盈率是估值过高，有泡沫，市场有七大“怪象”，唯独不对一级市场的泡沫源，即新股高市盈率发行和高市盈率增发进行批评、教育、监管。这样，投资者自然不会买双重标准的片面的“风险教育”的账。

　　第三，真正该教育的基金却不接受教育。国外成熟股市平均市盈率之所以低，是因为作为指数样本股的几十个大盘股的市盈率都只有12—16倍，如美国的

可口可乐、通用汽车，香港的汇丰控股、长江实业等。而中国股市平均市盈率之所以高，是因为大盘股的市盈率均高达3、40倍。但是，并未对大盘蓝筹股泡沫进行批评教育，握有巨资的基金还称，大盘股的市盈率不算高，估值相对偏低，是理性投资、价值投资。在以基金为主体的机构控有44%市值的情况下，其手中的大盘股不愿下跌，市场的平均市盈率自然降不下来。因为，随后回归的红筹股，如建行发行价市盈率仍高达30多倍，这样，再讲对投资者“风险教育”，也等于白讲。

　　第四，中国股市的四大“推手”对冲了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一是

人民币升值的加快。在今年已四次加息、七次提高准备金率均无力降低货币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未来唯有动用加快人民币升值的狠招才能奏效。二是经济高增长。温总理近来在达沃斯论坛上称：“过去三十年

中国经济以平均9.7%的速度高增长，这种高增长还能保持二十年”。三是上市公司业绩超常规增长。中报业绩增长70%，明年因实施新会计准则和两税合并，仍将高增长。四是国资委提出加快157家央企对上市公司注入优质资产、实现整体上市步伐和加快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两项战略决策，为股市提供了巨大的外延式成长性。这四大“推手”均是中国股市“独有”的利好，项项都是助涨股市的实质性利好，令越来越多的中长线投资者加快入市觅宝，使按静态估值的“风险教育”黯然失色。

　　诚然，谁都不否认对过度的单边上升市有必要调控，波段市更为合理，但老是通过舆论进行大张旗鼓的“风险教育”，积累到某一时刻会引发市场的共振，即人为制造暴跌。老是依靠行政政策和舆论治市，老是想人为地控制指数涨跌和指数走势，久而久之，会使投资者患上政策依赖症、政策猜疑症、政策忧虑症，对股市的市场化发育不利。对股市的调控还是以采用供求调节的手段为好，如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所说的，不会针对资产价格出调控的态度，就很值得赞赏。应充分相信市场广大投资者会按照基本面、市场面、供求面和技术面，对风险位置和风险形态有自己的判断和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