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印度“第二次独立机会”

　　

◎袁晓明

　　管理咨询顾问，专栏作者，现居美国达拉斯市今年是印度独立60周年，《福布斯》杂志亚洲的高级编辑罗宾·梅瑞迪斯撰写了一篇专栏“第二次独立的机会”。在专栏中，梅瑞迪斯认为印度当年从英国赢得了政治上的自由，今天的印度人面临另一个历史性的独立机会，但本次的独立不再是政治上的，而是在经济上获得独立，也就是印度人的经济自由。

　　在

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欧美等西方国家在民主制度下并同时执行市场经济制度，不同程度地在经济上有了极大发展，其国民财富有相当的增加，国家整体也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在亚洲，日本、南韩等国也相继实现了经济起飞，在经济实力上与欧美国家有了平起平坐的地位。但遗憾的是，作为人口最多的、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国家，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印度经济却一直发展缓慢，至今，虽然在软件以及服务外包上有了极大的发展，整体经济也在不断增速，但印度的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他们每天只有大约2美元的生活费用。

　　按梅瑞迪斯的看法，那数以亿计的印度穷人虽然不再受英国人的统治，并有了政治上的许多权利和自由，但一天只有两美元却并没有给他们人带去经济上的自由。很明显，梅瑞迪斯的这个判断受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对自由定义的影响。罗斯福曾经提出，如果人没有经济上的自由，也就是说，人如果连温饱都不能有的话，人有了自由也不是一个自由的人。罗斯福这样的思想产生于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人也都有比较充分的政治和人权上的自由，但罗斯福相信，那些没有工作的美国人，因为他们没有钱去养活自己和家人，他们就没有经济自由，因此，他们不是充分享有自由的人。

　　虽然梅瑞迪斯充分自由的概念是从罗斯福那里来的，但梅瑞迪斯并非接受并赞同罗斯福更多以政府手段帮助穷人的观点。梅瑞迪斯直言，印度面临的挑战是政府不能解决的，反而由于政府的过多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还加剧了印度的贫穷，更不能帮助解决贫穷问题。梅瑞迪斯建议的方案是，新德里应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应该把重点放在建设基础设施上，以更好的投资环境去吸引外资，并鼓励更多的印度人进行私人投资，从而帮助印度穷人获得就业的机会，为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可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印度民主的政治制度让选民更相信那些要以政府行为解决贫穷的左派政客。过去几年，印度左派政客在政府中的势力不断壮大，正是那些左派政客以保护穷人的名义阻挡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致使印度经济不能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去满足更多人的巨大就业需求。在另一方面，印度过去的殖民历史在文化上让印度人对外来企业有一种阻碍。当然，无可否认的是，过去的这些年，许多西方软件公司在印度建立了分支机构，但那只是给了少数印度知识人才致富的机会，而绝大多数印度穷人仍然没有能提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事实上，印度更加需要的是自由经济体制下的大量投资建厂，以充分利用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但那些不相信自由经济的左派政客却更加看重政府行为。而最大的麻烦是，许多印度穷人并不清楚左派政客不能从根本和长远上帮助他们。过去几十年来，印度政坛基本上被左派政客统领，他们提倡的经济政策给印度经济带来了更多的危害，阻碍了印度人的脱贫。

　　因此，民主政治是更加代表民意的政体，但仅仅有民主的政治并非能给公民带来经济上的自由，公民需要利用民主的政体选出能够执行自由经济体制的政治家，从短期和表面上看，也许自由经济体制并非对穷人很快带来直接的利益，但从根本上、长远上自由经济体制能够帮助穷人脱贫致富，因为自由经济体制才能给人带来经济自由，这就是当今民主政体下印度人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也就是梅瑞迪斯所说的“第二次独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