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vs恐惧

　　□王磊

　　在中国股民正迎来一波空前高亢大牛市的时候，躲到金融危机史的故纸堆里，细细体会历史上那一次又一次从疯狂到崩溃惊心动魄的过程，如同夜练乾坤大挪移，真有些冰火两重天的感觉。

　　“1929年夏天，股市不但支配着新闻，也笼罩着文化。”多年之后，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他广为流传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中略带嘲讽地写道：“少数自诩对神学、心理分析及精神医学感兴趣的附庸风雅者，现在也在谈论联合公司和钢铁公司的股票。每个地方总有那么一个人能够准确地把握买卖股票的时机，他们被奉为圣人，即便在画家、剧作家、诗人和美丽的情妇面前，他们也突然变得光彩照人。他们说的话几乎字字千金，听众个个全神贯注，惟恐因错过重要消息而丧失赚钱的机会。”

　　这种精辟的表述似曾相识。人们惴惴不安地看着不断升高的股票价格，每一种关于下跌和崩盘的预警，都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这种感觉使人疯狂。它开始颠覆人们的财富观和价值观，那些按部就班挣薪水养家的观念，似乎在一夜间变得矜持和保守起来，如同一个乡下姑娘刚刚进城。当你试图不去谈论股票的时候，反而让人感觉是缺乏勇气和决心，在那些总是轻而易举挣大钱的榜样映衬之下，还没有投身证券市场的人在内心中竟然平添了几分匪夷所思的自卑感。

　　然而，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金融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就发生在那个夏天之后。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纽约股市暴跌，指数如同瀑布般飞流直下，据说当天就有11名华尔街知名投资人自杀身亡。此后，“黑色星期一”和“黑色星期二”接踵而来。这场史无前例的股市大暴跌从1929年延续到1932年，并成为美国整个30年代大萧条的导火索。从1929年最高的381点到1932年7月的最低点41点，道琼斯股票指数下跌了89％，到1933年7月，美国股票市场上的股票价值只相当于1929年9月的1／6。数百万投资者的财富被“戮杀”，美国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素描金融危机史

　　可以说，是一个个迅速吹大、然后又突然破灭的大“泡沫”，串起了一部鲜活的金融史。

　　1636年的荷兰，郁金香的价格甚至超过了宝石，几乎所有人都参与到针对这种球茎类花卉接近疯狂的投机中。1719年，英国南海公司股票从129英镑狂飙到1000英镑以上，半年涨幅高达700％，一年后股价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1720年著名的“金融骗子”约翰·劳，正在法国导演“密西西比泡沫”骗局。北美洲的密西西比当时是法属殖民地，约翰·劳组建的公司先后取得了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和密苏里河流域的专利开发权，之后又获得烟草专卖权、东印度公司与非洲和中国的贸易垄断权。在这个美丽的故事诱惑下，他的公司开始在法国发行股票圈钱，人们通宵达旦地排队购股，股价最高时达18000利弗尔，可一年后跌到500利弗尔！

　　有人这样记录南海泡沫事件：“政治家们忘记了政见；律师们忘记了本行；批发商们忘记了生意；医生忘记了病人；店主忘记了自己的商店，一贯讲信用的债务人忘记了债权人；牧师忘记了布道；甚至女人们也忘记了自尊和虚荣！”

　　而在“密西西比泡沫”事件中，约翰·劳曾经一度成为法国政府“特聘的专家”，一手主管政府财政和皇家银行的货币发行，另一手控制法国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发展。在他背后，政府为了缓解财政亏空，大量发行纸币，制造虚假经济繁荣，最终引发了剧烈通货膨胀。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开发计划”成为泡影，股票变成废纸，法国金融体系因此崩溃。后来，约翰·劳逃离法国，1729年在威尼斯于贫病交加中死去。

　　金融创新源自于信用，而金融泡沫则崩溃于信用的透支。马克思曾说，约翰·劳“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因为他的“骗术”听上去与当代货币学理论颇为神似：增加货币供给，可以在不提高物价水平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国民产出；纸币本位制要比贵金属本位制更好，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说白了，采用贵金属本位制，发行货币要看手上有多少金子、银子，而金银在世界上的储量有限，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金银的供给量。纸币本位制就没有这个限制，如果金融当局愿意的话，启动银行的印钞机，要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但是，金融市场的疯狂，就在于一旦泡沫被滥发的货币和无限的乐观预期所吹大，即便是强有力的政权力量也无能为力，通货膨胀几乎就是滥发货币的代名词，相应地，货币贬值和政府信用丧失，必然导致资本市场甚至一国经济的最后崩溃。

　　而纵观金融史，投机狂潮或泡沫经济中的对象范畴相当广阔，从初级产品到供不应求的进口货，各种国内证券、海外证券、合约，还有土地、铁路、房屋、办公楼、购物中心和外汇等等。在投机的后期，这些投机对象往往从现实的有价物品转向虚幻的物品，比如目前全球金融市场中规模最大的汇率和利率衍生品市场。但最终结果，恐怕一如加尔布雷斯所言：“价格的下跌总是比上涨更加迅猛，一只充足的气球一旦被戳破，就不会有条不紊地漏气。”

　　投机中的人性弱点

　　金德尔伯格在《金融危机史》中，用了一个简单比喻说明“泡沫”的形成机制：猴子看，猴子学。他说，没有什么事比眼看着一个朋友变富更困扰人们的头脑和判断力的了。但是，当一次又一次盲目和愚蠢行为在金融史上重复出现时，似乎必须对这种“泡沫病理学”进行一番讨论。

　　金融行为学家发现，有这样几种心理问题在泡沫时期最容易发生：其一，“锚定效应”。大多数泡沫具有的典型特征是，在最后一个阶段到来前，价格和增值效应通常都会延续相当长时间，这使得投资者改变了预期，认为高价格是合理的；其二，“羊群效应”。即便很多精明的专业投资人，也总是试图“与泡沫一起膨胀”，而不是努力避免泡沫，在价格上涨过程中，他们通常认为随大溜比采取与众不同的方法更安全，循规蹈矩比特立独行犯错误的可能性更小；其三，认知失调。人们总是倾向选择那些“可以坚定我们选择”的观点，比如，市场在疯狂时期的特征之一是，人们对定价过高的预警，总是不感兴趣，甚至很愤怒；其四，灾难忽略与灾难放大。对于发生概率较小的负面事件，投资者总是侥幸的认为“很难发生在我身上”，而灾难一旦发生，他又总是担心“祸不单行，更大的灾祸在后面”。

　　恐怕还能找出更多的投机行为特征。而结论都与经济学教科书的描述相悖。教科书上习惯说，市场由理性的天才投资者组成，他们基于利润、租金等经济基本面，对股票和住房的长期定价进行仔细权衡。但金融史恰恰告诉我们，人们并非理性，尤其在投机狂潮到来时，他们受各种各样的本能行为驱动，而强烈的从众心理，经常驱使他们滑向无边的深渊。

　　也许还是巴菲特的名言最经典：每个人都会恐惧和贪婪，我不过是“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罢了。

　　谁掌控着贪婪与恐惧的“阀门”

　　然而，为什么在金融市场上，人类“贪婪与恐惧”的天性能够放大到足以自我毁灭的地步？是否有更强大的力量左右着市场的起伏跌宕？

　　在1929年，纽约股市的投机气氛趋于疯狂的时候，华尔街最重要的一种“添加剂”就是“保证金交易”——只要付出相当于买价10％的定金，就能获得全部投资额度。简单打个比方来说，拿10元钱“保证金”，就可以买100元的股票，这样股价如果上涨10％，溢价10元，收益率就会高达100％。这种金钱放大效应极大刺激了人们的赌性，进而使市场的热度越升越高。无怪乎加尔布雷斯不无嘲讽地写道：“在这方面，华尔街就像一个妩媚动人、多才多艺的女人，但必须穿着黑色长筒丝袜、毛织内裤，像厨师一样炫耀自己的才艺，因为很不幸，她的最大成就，就是当好拉客的妓女。”

　　事实上，更需提出的质疑是，谁为股市烈焰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又是谁在市场快被烧成灰烬的时候泼来凉水？通常的说法，美国银行机构缺乏控制和预见的“宽松货币政策”为股市浇一桶又一桶汽油，说白了，就是透过市场的金融创新，增发了大量的流通货币，导致市场趋向疯狂；而当股市已燃烧到不可控制的地步时，“紧缩货币政策”出台了，如同釜底抽薪一般，流通货币急剧减少，泡沫被戳破，市场骤然降温，众多投资者破产，而各类中小金融机构或倒闭或被收购。

　　金融史研究人士宋鸿兵把这个过程比喻成“放水养鱼”。银行家们早已瞧出经济过热发展中出现的严重泡沫现象，这也是他们不断放松银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整个过程形象地说就像银行家在鱼塘里养鱼，当银行家打开阀门向鱼塘里放水时，就是在放松银根，向经济体大量注入货币，在得到大量金钱之后，各行各业的人就开始在金钱的诱惑之下日夜苦干，努力创造财富，这个过程就像水塘里的鱼儿使劲吸收各种养分，越长越肥。而当银行家们看到收获的时机成熟时，就会关上阀门，突然收紧银根，从鱼塘中开始抽水，这时鱼塘里的多数鱼儿，就只有绝望地等着被捕获的命运。这中间的关键在于，如果一个国家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制度，货币发行权不过是控制在几个最大的金融寡头手中，这样经济发展与衰退和财富积累与蒸发，都将成为银行家们“科学饲养”的必然结果。看上去，这就是当年约翰·劳金融骗术的一个现代版本。

　　也许，一切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仍在于人的贪婪欲望，那些“背后的掌控者”只不过是因势利导。《1929年大崩盘》一书四十年来重印多次，每次进入畅销书排行榜，都对应着一次或大或小的泡沫破灭灾难。然而，在经济繁荣期，作者本人却屡屡遭受谴责，“有些市场人士写信给我，威胁要对我进行人身伤害，而一些更虔诚的公民则告诉我，他们在为我生病或早日死亡而祈祷。”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