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经纪业准入可以增加开放度

　　最近几天，海外舆论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证券经纪业的声音多了起来。这与两个背景有关，一是今天在华盛顿开始举行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有关中国证券业的开放，正是此次双方对话中的议题；二是适逢中国股市繁荣，本土券商去年以来收获颇丰，外资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

　　可以想象，在华盛顿，美方会举出中国加大开放证券业力度和速度于中国自身的好处。这符合谈判性对话的逻辑，也符合包括美国证券经纪行业在内的外资券商的利益。问题在于，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若证券经纪业进一步开放，是不是真的会如美国的对话者们所说呢？

　　从大的方向上来说，中国证券业的渐进开放，既是当年加入WTO时候的承诺，也是这个行业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必需。人们更多有所争议的，是开放度与节奏的把握。尽管从对WTO所做承诺的履约角度，中国已经兑现证券经纪业的开放目标，但是从这个行业的发展而言，开放度还可增加，也还可以提速。

　　做这样的判断，基于一个评判前提——衡量开放的利弊，是从整个证券经纪业的发展，进而从

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去考评，而不单单是从一两家公司的利益，或本土券商群体的利益出发。站在本土券商这个利益群体的角度，他们一定会有许多反对开放的理由。

　　目前，政府管理者对待证券经纪业的开放问题，持一种较为稳妥和“为我所用”的态度，在政策导向上更多强调以建立强大的本土市场为主。这样的思路固然是务实的，但有时候，过多强调稳妥往往容易丧失必要的机会。

　　按照既定的节奏，外资已经在这个行业里有了一定的立足空间。当然，这个空间还很狭窄，因此也导致了外资的不满。而狭窄空间的打开过程，管理者也并不是毫无警惕的，其间一度还有反复。一年多前，管理层就曾暂停外资入股证券公司的审批，尽管外资入股比例已经得到了控制。

　　当然，简单地指称证券经纪业开放的速度还过慢，是不合适的。必须承认，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能完全可兑换，制约了证券市场对外开放，而要实现在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确实关乎敏感的金融安全问题。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对外资战略投资者开了绿灯，以及出台QDII等，这都是开放的具体步骤。只是，在当前条件下，步子还可以快些，力度还可以大些。这里有两点理由值得一提。

　　其一，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已经开始，而此前美国证券业界的重要领军人物一直在向政府施加压力，这种压力也必将通过此次对话，传递给中方。在与美方的谈判与博弈中，中方针对证券经纪业作出更多开放的表态，其实是一个不错的筹码。毕竟，证券经纪业的市场准入问题，不同于

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议题，不属于必须坚守的底线，只是在时间表的具体制定上需相对谨慎一些。这种让步，不仅考虑到了美方的利益需要，也可为中方在其他领域的要求换回必要的还价空间。

　　具体而言，证券经纪业的进一步开放，也还可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外资在合资证券公司中的现有持股上限可以适当提高，但不必一下子放弃中方的控股权；还比如，在业务范围上，中外合资的证券机构不必做过多限制，而将其置于一个与本土同业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当然，在增大对外开放度的同时，也应该同等扩大对中国社会资本的内部开放。

　　其二，外资进入的好处，在已经过多年市场化洗礼的中国，人们并不陌生。外资证券经纪业的人才、知识、管理经验，以及将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将倒逼本土同业们的革新与发展动力，提升中国

资本市场的总体效率。而坏处，与可能的金融安全问题相比，更多是指实力强大的外资机构将侵占本土同行的地盘。中国这么多年的开放经验表明，在证券业，以竞争的压力逼迫本土同行的进步，与来自内部的市场化改革产生的驱动力同样重要。

　　以往一些人士谈及证券业的开放问题，总会以行业的基础还很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为由，来拒绝开放的速度提升。事实上，“固本强基”与渐进开放并不矛盾，有时候反而相互促进。在竞争中学习海外经验，同时着力解决中国资本市场的体制与机制性问题，是可行的。“固本强基”可以也应当做到与对外开放协调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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