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实践看资本利得税

　　魏燕宁

　　资本利得税是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财政调控手段，其在成熟市场上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平衡发展，但对新兴市场发展不利。通过考查西方政府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还不具备。

　　开征累进的证券所得税，在成熟的证券市场中，具有自动调节证券市场规模的“内在稳定器”作用；而在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中，有强烈的抑制股市上涨或促使股市下挫的紧缩效应。过重的证券税收会提高证券市场上的资金成本，降低资金回报率，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下降，最终将引发大量资金套现离市，不利于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为此新加坡一直未开征资本利得税。

　　资本利得税只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功能仅在于重新调整证券投资收益。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资本市场的冲击。台湾曾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从12000多点跌到3000点，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

　　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对公司或个人证券交易所得免予征税。按照新加坡税法规定，对投资

股票所赚取的资本利得不征公司所得税。新西兰、南非、希腊等国家也采取免税政策。但是在资本市场相对过热，宏观经济指标持续走高，投资需求过大，调整利率收效甚微之时，政府将开征资本利得税作为政策选择可能性是很大的。越南政府在2006年股指翻番的背景下，今年也在考虑开征资本利得税。

　　根据西方国家经验，最适当的资本利得税率约为15％。而针对资本利得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有些研究机构已经尝试用统计的方法，来测量减少资本利得税给宏观经济带来的影响。最近的两项最为重要的研究是由DRI/McGraw－希尔和AllenSinai做出的，他们是PrimarkDecisionEconomics的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他们得出的结论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者都同意减少资本利得税率会鼓励投资，提高生产力和生活水平，而且刺激经济增长。而对于权益的税收通常会引起投资的萎缩，理论上说，开征资本利得税不仅会引起投资萎缩，同时也会引起储蓄的萎缩，企业和居民的边际投资倾向都会减少，居民储蓄减少，可支配收入减少，经济增长减慢。

　　税率变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更需要重点关注。2003年，在美国政府将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0％降低到15％后，道琼斯平均指数在两次探底后走出了上扬的行情。虽然，道指的表现并不能仅仅归因于税率的降低，但是，应该看到，税率作为影响因素之一，确实发挥了抬升指数的作用。

　　我们考查日本这个亚洲最为重要的市场，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2002年底，因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了经济的持续下滑，为了刺激资本市场，并为投资者重树信心，日本出台了强有力的财政调控政策，在经历了连续的下跌后，日经指数在2003年初走出谷底，体现了税收刺激的政策效果。因此，资本利得税的边际税率下降会引起资本市场的指数上涨。

　　在西方国家，现实中的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进行税收决策时并不会遵守最优税收理论提出的福利最大化和额外负担最小化的设想。现实中是否推行某种税制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目前，在我国这样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中，由于信息披露的有限性、经济的市场化货币化程度低，因此，研究一项新税种开征的可行性需要考虑的因素更为复杂。

　　其一，要科学把握合理的税收负担水平。

　　其二，税收要适应刺激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要提高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就要降低总体税负，降低资本成本，而不是提高税负。应鼓励企业进行风险投资、从事创新活动，以提高企业竞争力。

　　其三，资本利得税是计入个人所得征收的，进而转变为

个人所得税，税收直接从收入中扣除，就会产生税负过重的感觉，税率越高这种感觉越明显。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这种政策缺乏社会心理承受能力。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扩大根本上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总人口60%的低收入阶层拥有的收入或消费额只占全国总收入或消费额的31.2%，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阶层拥有的收入或消费额却占到30.4%。这种情况说明大多数人口或家庭所获得的收入还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无能力缴纳个人所得税。

　　据分析，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实际消费性开支一般均占居民全部收入的75％－80％，余下部分主要是用于储蓄。在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城乡

医疗保险体系还未建立的情况下，不能以城乡个人储蓄存款的增加为理由解释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必要性，资本利得税主要应针对具有较高收入且收入多来源于资本市场的人群，而不是对大部分个人或家庭征收。因此，资本利得税在整个税收中的比重不会像发达国家那么大。所以，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开征资本利得税可能不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的选择。

　　其四，如果一项新税收的实行所需要的信息获取和行政成本过高时，就没有实施的可行性。因为资本利得税的推行要以巨大的税收成本为代价。西方国家在个人所得税推行过程中出现了巨大的效率损失，以至于他们的一些学者和政府或国会要员主张“将所得税体系连根拔掉，并用另一种税制完全代替它”。这种情况也说明了要慎重对待将资本利得税作为调控手段的政策选择。

　　其五，要考虑政策实施效果，资本市场的高度敏感地反映了人们对税制规则的态度。如果负担水平不高，人们违法的积极性就低，同时又受益明确时，守法的态度就会占上风。如果负担很重，偷漏税的利益很大，被处罚的预期成本不大，人们就违法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加之资本的流动性特征，不合理的税赋会导致亚当·斯密所说的资本外逃的情况出现，这对于经济的破坏性是很大的。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条件。

　　（作者为中投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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